中国今日的新史学家顾颉刚先生，大家都知道他的《古史辨》是对于中国史学上贡献很大的。他平生治学的功夫，有许多是可以取法的，他的好处就在一个“勤”字。试举一件事做个例。以前顾先生还在做学生的时候，有人知道他的经济上很困难，就拿一本《古今伪书考》嘱他用标点符号标点出来，以便送到书店卖一笔钱。可是书交他之后，等了一月、两月、半年、一年，还没有见到他交还。
一天我到他房里去看他，问起这件事，他就拿出了一大堆的稿子来，已经整理成为一大堆有系统的史料了。我问他：怎么倒弄成了考据呢？他说：这有什么办法，书中不是残缺不全，就是讹误百出，怎能不细心来替它整理整理呢？这种不肯偷懒的精神，就是他在学术上成功的秘诀。
现在再让我介绍顾亭林先生的治学方法。大家知道顾亭林先生平生治学是非常勤谨的，他为了要证明“服”字古音读做“逼”音，就不惮烦劳，把所有的古书检出一百六十二条的证据。可见古人做学问所以有成绩的缘故，不论在何种条件之下，都少不了一个“勤”字。
其次说到“慎”字。
我们做学问，不论中国字的一点一滴、一笔一画，外国字小小的一个字母，或是研究自然科学或数学上的一小圈，亦不可轻易把它放过。我看见现在有一班做学问的青年，其所以失败，就是因为太不慎，换言之，就是太苟且，太拆烂污了。譬如近人翻译外国文学书，竟将Oats译做橡树，即是将Oats误当作Oaks；虽只是一小字母的差别，但却将小麦译作大橡树，这不是谬以毫厘，差以千里吗？
又以前曾看到一篇翻译的小说，描写一个女人生肺炎病，她的女友就拿猪肉给她吃，看到这里，心里很纳罕，即以普通常识来想，也知道生了肺炎病的人，无论怎样都不应该给她吃猪肉，后来一查原文，才知道是把Port误译作Pork.这不过随便略举一二而已，也就可见一班做学问的人太不小心了。但是，我们不能因为错误太小，就轻轻把它放过。治学的态度，要像做法官做侦探一样，丝毫不苟且，虽是极细微的地方，也要一样的注意。在这里我愿意再举出几个例来：
中国的文字中的“于”字和“於”字，以及“维”字，“言”字，都有其独特用法的，一向大都不十分去注意它。例如“于”字和“於”字的用法，普通以为没什么分别。可是有一位瑞典人高本汉（Karlgren）研究《左传》便发现了“于”和“於”两字的用法是各有不同的，这是我们所未尝注意到的。他还把它做出一个详细的表来。依他就用字法的研究的结果，到现在我们才知道所谓的《左传》的作者鲁君子左丘明的真假实在发生问题，而据高本汉所证明的，此书的作者是山西人而不是山东人。
又我的学生某君，一次曾以“弗”和“不”两字有什么不同相问，并举出不少的例子以相示，我就嘱他继续去研究。后来，研究的结果，才知道“弗”字具有“不之”两字合起来的意思，就是“半夜邻有求，无弗给”，等于“半夜邻有求无不之给”。由此可见做学问是要格外慎重的，研究自然科学的固然尤应该格外小心，即其他事业，如法官侦探亦何尝不应如此。
最末了说到“虚”字。
“虚”字就是“虚心”的意思。做学问贵能虚心，事先不为成见所入，一如法官的审案，虽搜集各种证据，都可加人罪名，但于证据中，还须再三慎重的考虑，避绝一切憎爱的成见，然后才不致于枉法。譬如苹果为什么会坠地、“弗”与“不”为什么不同……凡此种种都得虚心去考虑。
综上所述，我们知道，凡做学问所以能有成绩的，不在方法而在勤、慎、虚。换言之，就是要笨干。所谓科学方法者，亦离不了上述这三种要件。假使具备了这三种要件，科学方法就随之而来了。
如王念孙、顾亭林、戴东原等，他们的学问何尝不是笨干出来的？我在西大讲演，说到“维”字，它的意义很多，如“维是文王”，“维是熙熙”，祭文上的“维中华民国某年某月某日”，涵义各有不同。究竟“维”字在经文里怎样解说呢？《诗经》里就有三百几十个的“维”字。在我们都有些洋脾气的人，在这里自应先认为不懂，再去翻古书，把找得到的“维”字，都抄出来，一一拿来比较，然后就容易明白了，这样终于确定“维”字是一个感叹词。老子说：“维之於呵，相去几何”，也可以证明原来“维”就是“呵”的意思。
最后我有几句话要忠告诸位，就是做学问并无捷径小路可走。更没有一定的方法可受用无穷，如果真有这方法，我为何不乐意奉送给诸位？记得以前有个龟兔赛跑的故事，是希腊最有名的寓言，可以拿出来供诸位做学问的教训。我觉得世界上有两派人：一派是乌龟派；一派是兔子派。凡是在学问上有大成就像达尔文、牛顿这一班人，都是既有兔子的天才，又有乌龟的功力，所以能够成为世界上最堪景仰的人。不过兔子的聪明，不是人人都有的，但乌龟的功力，则人人可学。在这里我希望诸位在做学问方面努力去学做乌龟，中国就不怕不产生无数像达尔文、牛顿、瓦特这一类的大学问家了。
一月十三日（1935年）
【注释】
[1] 1935年1月13日在广西南宁讲。陈翔冰、郑泗水记录。收入1994年黄山书社《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12册。原题《治学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