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时间还有一点，让我说一点别的。
考证的方法是：立一说，必有证据。为什么到了宋代朱熹时候才发达呢？这是很值得研究的，这也是一种考据。方才说过，考证学不是来自西洋，是国货。可是它是怎样来的呢？
中国历史经过长的黑暗时期，学问很乱，没有创造，没有精密的方法。汉代是做古书的注解，唐代是做注解的注解。文学方面有天才，学术方面则没有。并且，这种方法在古代是不易的，那时候没有刻版书，须一一抄写。书籍是一卷一卷的，有的长至四五十尺，读后忘前，没有法子校勘。写本又常各不相同，没有一定的标准本。唐代有了刻版书，到了宋代才发达，如同《书经》，有国子监的官版本。有了标准本后，才能够校勘其他的刻本和抄本，这必须书籍方便才可以，毫无问题。
十一世纪，北宋后期，程颐、程颢提出“格物致知”来。一部一千七百五十字的《大学》，是有很大关系的书，几百年来，受着它的约束。程氏兄弟发现了一千七百五十字里有五个字最重要，就是“致知在格物”。《大学》中，每一句话都有说明，惟独这五个字没有。什么是“格物”，没有人知道。当时有五六十种“格物说”，有解“格”为一个一个的格子的，有解“格”为“格斗”的。程氏兄弟提出重要的解释：格是到的意思，格物就是到物，所以说“格物即物，而穷其理”。今天格一物，明天格一事，然后才可以致知。至于物的范围，由一身之中至天地之高大，万物之所以然，均在其内。
这是当时的“格物说”。
有了中国的科学理想与目标，而没有科学方法，无从着手。中国从来的学术是：（一）人事的，没有物理与自然的解释；（二）文字上的解释，而无物据。所以有理想，不能有所发展。如王阳明和一个姓钱的研究格物，钱氏对着一根柱子坐了三天，毫无所获；王阳明自己对坐了七天，也是一样，于是很幽默地说，圣贤是做不成了，因为没有那么大的气力来格物了。这个笑话可以证明当时有科学目标与理想，而没有方法。这完全不同于西洋。从埃及、希腊，就和自然界接触。亚里斯多德于研究论理之外，自己采集动植物的标本做解剖实验；而孔夫子不过是读《诗》而知鸟名罢了。中国没有这样的背景，仅能像王阳明对柱而坐了。
程子、朱子感到这种格物办不通，就缩小了物的范围，由无所不包缩小到三件事：（一）读书穷理；（二）上论古人；（三）对人接物。朱子以后，就丢弃了大规模的格物，而缩小到读书穷理也仅是读古经书了，所以士大夫就拿格物方法来研究古书了。
至于程、朱格物的背景，我想，那时候没有自然科学，大概是由于科学时代，于做文章之外，还须研究“判”。考试的时候，拿几种案件：甲如何、乙如何、丙又如何，由士子判断是非，这样，必须多少有法律的训练。《程明道行状》中记载着，他做县尉的时候，有听讼的训练，有今日的法官、律师、侦探的天才，从刑名之学得到找证据的方法。考、据、证、例、比等等，全为法律上的名词，这方面的训练，在朱熹亦是有的。
朱熹亦是一个考据家，他三十岁的时候，校勘了一册《语录》，用三种抄本和一种刻本，他发现刻本中多了百余条，其中五十多条是假的，就删去了。到他三十八岁的时候，找到了证据，就写了一篇跋，说明他的删掉的理由。他的注书也极审慎。他主张研究古书须学法家的深刻，才能穷究得进。
他自己说，他的长处没有别的，就是肯用功。考证也是用法律方法，研究了一件，再研究一件。不曾精细研究一本书，而牵引了许多别的，是一件错误。
他还有许多故事，可以证明他是受了法律的影响。他做福建同安县主簿，知漳州，处理案件，是和考证一样的。
简括起来说，中国古代没有自然科学的环境，士大夫与外边无由接近，幸有刑名之学，与法律相近。科举时考“判”，做官时判案，尤须人证物证。拿这种判案方法应用在判别古书真伪、旧说是非，加以格物致知之哲学影响，而为三百年来考证学之来历，故纯为国货。考证学不会来自西洋的。将来有研究天主教耶稣会教士东来的历史专家提出新证据，我当再来辅仁大学取消我今天的话。
天主教研究神学，有一很好的习惯，就是凡立一新说，必推一反对论者与之驳辩，此反对论者称做“魔鬼的辩护师”。今天，我就做了一次“魔鬼的辩护师”。
【注释】
[1] 1934年1月11日在北京辅仁大学国文系的讲演词，路絮笔记，初载1934年1月12至13日北平《华北日报》。收入1998年11月北京大学出版社《胡适文集》第12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