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小孩子对死亡不心存恐惧，所以可以把这恐怖的事当作儿戏，并用它吓唬同伴：“如果你再这样，就让你死，就像弗朗兹那样！”可怜的母亲听到这话会吓得浑身打颤，可能她想到，世界上的人类大部分都活不过童年期。一个8岁左右的孩子在参观完自然历史博物馆之后很可能会对母亲说：“妈妈，我太爱你了，如果你死了，我也把你制成标本，放在我房中，我可以随时看到你。”所以，儿童关于死亡问题的看法与成人的看法是没有什么相同之处的。[231]
此外，对从未见到过死前痛苦景象的儿童来说，“死亡”大概的意思就是“走了”——不再打扰活着的人。儿童不了解是什么带来这种“不在”，不知是旅行、失业、疏远，还是死亡。[232]
如果一个小孩年龄非常小时，保姆就被解雇了，而不久，他的母亲也死了，他就会把这两件事叠合成一个单一系列留在记忆之中。当大人不在时，孩子们并不很想念他们。母亲们常常很伤心地说，在她们出去度假几个星期回来，听到的消息竟是孩子们并没有问起过他们的妈妈。如果有一天他们的妈妈真的去了“未知世界”，从那里从未有过返回者，儿童最初似乎是忘记了她，只是在以后才又想起母亲。
这样，如果一个孩子有理由希望另外一个孩子不在场的话，他就可能不加限制地以那个孩子的死来表达自己的愿望了。而对包括死亡愿望的梦的精神反应证明了，尽管儿童在这种情况下，愿望的内容不相同，它们无论如何在其表达愿望的方式上是与成人相同的。[233]
如果一个小孩有希望兄弟姊妹死去的愿望用儿童的自我主义来解释，是因为他把他们看作是竞争的对手，那么，我们又如何去解释对自己父母亲死亡的愿望呢？父母对他无微不至地关怀爱护，满足他的种种要求，难道他为了保持这种自我主义就可以导致这种愿望的产生吗？
这个难题的解决要靠对父母死亡的梦进行观察，而且死亡的父母多与梦者是相同性别。
即男子常常梦见自己的父亲死去，而女人则梦到母亲死去。我不敢说这是普遍的，但我可以指出，这种倾向十分明显。因此，我们需要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重要因素才能对此做出解释。[234]说得直率一些，这是一种早年性偏爱的体现。似乎男孩视父亲为情敌，女孩视母亲为情敌。如果排除了对方，显然会对自己更有利。
在把这个想法斥为荒诞之前，最好是先考虑一下父母和儿童之间的真实关系。我们必须区别孝顺这种文化标准对这种关系的要求和我们每天在日常生活实际中所看到的事实。在许多情况下，父母与子女之间存在着一种敌意，这种关系为一些无法通过稽查作用的愿望提供了大量的机会。
让我们先看一下父亲与儿子的关系。我认为我们给予基督教十戒教规的尊严模糊了人们对真实生活实际的观察能力。我们似乎不敢承认，我们大多数人已违背第五条戒律。人类社会的最底层和最高层里，孝顺已被其他兴趣所代替。人类社会早期的神话和传说传递给我们的模糊信息，给了我们一个令人不愉快的图画：父亲大权在握，冷酷无情，君王般的统治着。克罗诺斯吃掉了自己的孩子，就像公野猪吞食了母野猪刚生下的幼崽。宙斯阉割了他的父亲并取而代之。[235]在古代家庭中，父亲的家规越不严厉，作为指定继承人的儿子就越感到自己与父亲处于一种敌对的位置，他也越不耐心地盼望通过父亲的死来取代父亲的位置成为统治者。即使在中产阶级家庭之中，习惯上父亲也不愿儿子们独立，并不提供给他们独立的手段，这个过程就增强了敌对意识的滋长。一个医生就常会注意到儿子在丧失父亲时的悲痛，同时又由于终于获得自由而产生的满足。
在我们今天的社会里，父亲仍抱着陈腐的父亲权威观念不放，而易卜生则把父子冲突矛盾写入作品中，从而使他的作品产生轰动效果。
母女之间的冲突情况则表现在随着女儿一天天长大，越来越渴望在性方面的自由，但她发现自己处在母亲的监视之下；而母亲则从女儿的成长中看到自己芳华已逝，不得不放弃性满足的欲望。
所有这一切都是有目共睹的，但人们却因孝顺观念根深蒂固而没有用这些现象去解释梦。此外，上述的讨论使我们了解到，希望父母死去的愿望实际上可以追溯到童年期。
这种假设在精神神经症的分析中更进一步地得到证实。我们从他们身上看到，儿童的性欲望——如果在其萌芽期我们也可以这样称呼的话——很早就已萌醒了。女孩的最初情感是针对她的父亲，[236]男孩则是针对他的母亲。这样一来，父亲就成了干扰儿子的对手，母亲则成了女儿的对手。我曾在兄弟姊妹间的情况中分析了产生死亡愿望的情感是多么容易发生。父母也往往显示出性的偏爱，一般地自然地倾向是父亲偏爱自己的小女儿，而母亲更偏向儿子。只要他们的判断力没有被性的魔力所干扰，他们还都是关注子女教育的。孩子们对这种偏爱是敏感的，因而对不表示偏爱的父母一方表现出对立情绪。被成年人所爱尚不能给儿童带来特殊需要的满足。它意味着在各个其他方面都得到满足，这样他就会受性本能的驱使并在他的选择与父母所显示的偏爱相融合时更增添新的力量。
<!--PAGE 10-->这些幼稚偏好的迹象，大部分被人们忽视了。而有些则需在童年的最初几年中观察到。我一个熟人的8岁的女儿常常抓住母亲离开餐桌的时机宣称是她的继承者：“现在，我就是妈妈了。你还要点蔬菜吗，卡尔？好，那就自己动手吧！”等等。一个非常聪明、活泼的4岁小女孩在这方面的心理特征十分明显，曾公然说：“妈妈应该离开了，然后爸爸一定娶我，我要成为他的妻子。”但是这种愿望在一个小孩心理上产生与她对母亲的依恋并不矛盾。如果一个小男孩当父亲不在时允许睡在母亲身边，但一旦父亲回来，他又不得不回到他不大喜欢的保姆或其他什么人的身边去睡，他很容易产生一种愿望：最好父亲永远离开，这样他可以总在最亲爱的妈妈身边。达到这一愿望最明显的方法是父亲死去，因为在孩子的经验中，只有“死去”的人，如爷爷，是永远不回来的。
尽管我们对幼小儿童的这类观察与我的分析完全吻合，但在对成年神经症患者进行分析的医生未必完全相信。在后者情况中，我们所考虑的梦引入精神分析中，我们不能不把它们看成是一种愿望的梦。
一天，我的一位年轻的女病人心情十分沮丧，而且泪流不止。她说：“我再也不想见我的亲戚们了，他们一定认为我很可怕。”她接着又向我讲述了一个梦。那是她4岁时的梦。当然她不明白这个梦是什么意思。一只猞猁或狐狸[237]在房顶上走，突然有什么东西倒下了，或她自己倒下了；接着她的母亲被人抬出房子死了。——这时她哭得很伤心。我告诉她说，这个梦意味着她小时候曾希望她的妈妈死掉，所以她的亲戚才认为她可怕。我还没等说完，她又补充了一些有助于释梦的材料。“猞猁眼”是在她很小的时候一个街头顽童骂她的话。当她3岁时，一片瓦从房顶上滑落，打破了她妈妈的头，当时血流如注。
我曾有机会对一位经历过几种不同精神状态的妇女做过详细的研究。她一开始处于一种混乱的兴奋状态，对母亲显示出特别的厌恶，只要母亲走近她的床边，她就又打又骂，而她对比她大得很多的姐姐却百依百顺。接着她又处于一种清醒但很冷漠的状态，而且睡眠很不安稳。就是在这个阶段，我开始了对她的治疗，并分析她的梦。其中大量的梦都或多或少带有伪装，并与母亲的死亡有关。有一次是参加一位老妇人的葬礼，又有一次是她和姐姐都身穿丧服坐在桌子旁。这些梦的意义是很明显的。在她病情好转一些之后，又出现了癔症恐怖症。在各种恐怖之中最折磨人的是担心她母亲会发生什么事。不论在哪儿，她都急于要回家，以证实她母亲的确还活着。这一病例，结合我们从其他来源所知道的内容，是非常有指导性的。它展示了心理机制对同一兴奋观念的各种不同表现形式，就如同译成不同的语言一样。在混乱的状态中，我相信，继发性心理动因被原来被压抑的原发性动因所推翻。她对母亲的潜意识敌意找到了一种强有力的运动性表现，当安静下来之后，即反叛被镇压，稽查作用又重新建立起来，唯一敞开的领地是可以使她的母亲死亡的愿望得到实现的做梦的境域了。当更为正常的状态更坚定地建立起来时，作为一种癔症性逆反应和防御现象又会导致她过度的悲伤。根据这种观点，为什么这个患癔症的姑娘又常常表现出对母亲的依恋之情就不难解释了。
<!--PAGE 11-->在另外一次机会里，我对一个年轻男子的潜意识有了很深刻的了解，他因患强迫性神经症几乎无法生活。他不敢上街，因为他怕他会杀掉任何在街上遇到的人。他整天准备各种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据，以防他被控告与城里所发生的谋杀案有牵连。顺便补充一句，他是受过良好教育也有良好道德的人。对他的分析（顺便提一下，分析导致了他的康复）表明：这一症状的基础是来自杀害他有些过分严厉的父亲的冲动。令他惊讶的是，这种冲动在7岁时就已有意识地表达出来，而实际萌发时间比这个时间还要早得多。当他的父亲因病而痛苦地死去之后，病人的强迫性自责就出现了，他（当时31岁）采取了一种转移到对陌生人的恐怖形式。他觉得一个想把自己亲生父亲从山顶上推下去摔死的人怎么可能去尊重那些与自己没有关系的人的生命呢？所以，他把自己闭锁在房间里，是完全可以理解的。[238]
根据我的经验（这个经验已很广泛），在所有后来变成精神神经症患者的儿童的精神生活中，父母起到了很大作用。爱其中一个而恨另外一个是诸多心理冲动中的一个基本的构成因素，它在儿童时期形成而在现在的病症中起主导作用。
我并不相信精神神经症患者在这方面与正常人有多大的差别，即他们可以创造出新的特殊东西来。更有可能的，是他们的区别在于他们比其他大多数儿童表现出对父母更明显以及更强烈的爱和更深切的恨，这在偶尔对正常儿童的观察中便可得到验证。
这一发现也被一个古老的传说所证实，但是这一传说的普遍感人的力量，只有在认为我关于儿童心理的假说同样有普遍效力的前提下才能被理解。我所要讲的是俄狄甫斯（Oedip）王的故事以及索福克勒斯所写的同名剧本。
俄狄浦斯是底比斯王拉伊俄斯和伊俄卡斯忒的儿子，幼年遭抛弃，因为拉伊俄斯受到神谕的警告：这个未出生的婴儿将来会杀死他的父亲。但这个孩子获救了，长大后成了另一个国家的王子，他对自己的身世有疑虑，他也求神谕，神谕告诉他一定不要回家，因为他注定要杀父娶母。
在一条他自认为是离开家乡的路上，他遇到了拉伊俄斯王，由于发生争执而杀了他。他接着去了底比斯国，解答了斯芬克斯之谜，出于感激被底比斯人拥戴为王，并让他与伊俄卡斯忒结了婚。他统治底比斯很长时间，而且治理得很好，和平安宁，深受爱戴。而伊俄卡斯忒（他不知其为己母）又为他生了两儿两女。但不久，底比斯瘟疫流行，人们又求询神谕，正是从此处索福克勒斯展开情节写下一出悲剧。信使带回神谕说只要把谋杀拉伊俄斯王的凶手驱逐出境，瘟疫就会止住。
<!--PAGE 12-->但是他，在哪儿？我们到哪儿去寻找古老罪恶的蛛丝马迹？[239]
这出剧主要在于揭露凶手的过程，情节延宕，**迭起——这一过程与精神分析有密切的联系。他既是杀死拉伊俄斯的凶手，又是被害人和伊俄卡斯忒的儿子。他在得知这一切后，极为震惊，自戕双目，离家出走，神谕得到实现。
《俄狄浦斯》是一个众所周知的命运悲剧，据说，它的悲剧效果在于神的最高意志与人类无力摆脱厄运控制的对照。那些深受感动的观众所应从中吸取的教训，是人力必须服从神的意志，并认识到自己的无能。现代的剧作家也据这一原则通过把类似的冲突编入到自己所编造出来的情节里，以达到相同的悲剧效果。但是，观众对那些剧中某个无辜的角色尽最大努力而没有阻止神谕的实现的情节，却无动于衷，所以后来的命运悲剧都没有达到悲剧的效果。
如果《俄狄浦斯》像感动当年希腊观众那样感动当代观众，我们只能做这样的解释：它的感人之处并不在于命运与人的意志之间的冲突，而应在于那些构成冲突的材料的特殊性质。在我们内心一定有一种什么东西时刻准备承认这种强加到俄狄浦斯命运上的力量，而认为（格利帕译尔的）“女祖先”或其他现代命运悲剧是无稽之谈。而这种因素实际上在俄狄浦斯王这出剧中也有。
他的命运能感动我们，只是因为那可能也是我们的命运，它是我们所有人的命运，是它使我们把最初的性冲动指向了我们的母亲而把最初的怨恨和第一个谋害的愿望指向了父亲。我们的梦证实了这一点，俄狄浦斯弑父娶母仅是告诉我们，自己儿童时期的愿望得到了满足。但是我们比这位国王更为幸运，因为我们成功地克制了对母亲的性冲动，忘却了对父亲的嫉恨，没有成为精神神经症的患者。我们的原始欲望在俄狄浦斯身上获得了满足，我们又以整个的压抑力量从他那里缩退回去，从而也压抑了原来心中的那些欲望。诗人展示了过去，揭露了俄狄浦斯的罪恶，同时又迫使我们去认识我们自己的内心世界，在我们的内心深处，这种冲动虽然被压抑下去，但仍可以发现。我们在剧本末尾的合唱中会看出这种对照：
……看吧，这就是俄狄浦斯，他解开黑暗之谜，智慧超群，位达至尊。
他吉星高照，光华四射，羡煞世人，而今蓦然身陷苦海，怒浪排天，难保自身。[240]
——这是对我们自己和我们的骄傲所敲起的警钟，警示我们这自以为从童年时起就如此聪明如此强有力的人类。正如俄狄浦斯一样，我们对这些欲望一无所知，缺乏道德，这些一切都是天性强加于我们的，一旦我们认识到这些，我们一回想起童年的一幕，都会闭上眼睛不好意思再去回顾。[241]
<!--PAGE 13-->在索福克勒斯的剧本正文中清楚无误地指出，俄狄浦斯这个传说源于一些古老的梦的材料。
由童年早期的性冲动导致的与父母关系的痛苦的紊乱，并以此作为剧本的内容。此时，当俄狄浦斯（尽管他尚蒙在鼓里）已经为神谕之事感到不安，可是伊俄卡斯忒安慰他说这只是个梦，许多人都做梦的，因为，她认为梦是没有意义的：
在此以前有许多人做梦，梦见与孕育他的人成亲，尽管他们也曾有过预兆，却从未因此而心急如焚。[242]
今天，就和从前一样，许多人曾梦到与自己的母亲发生性关系，而且每谈到这件事都既气愤又吃惊。这也正是这个悲剧的关键和给梦见父亲死去的一种补充说明。俄狄浦斯的故事是对这种典型梦的想象性反应。正因为即使是成年人做这样的梦都感到厌恶和恐惧，所以这个传说也一定包括了恐惧与自责。经过对梦材料不恰当的润饰作用，梦产生进一步的改变，变成了以神学为目的。（参看**的梦，第243页以下）这种企图把神明万能与人类责任心协调起来的努力，同与其他任何事物联系起来一样，势必会失败的。
另外一个悲剧创作，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与《俄狄浦斯》一样，是植根于相同的土壤中的。[243]但是对于同样的材料的处理方法已有改变，从而揭示出两个相差很大的文明时期在精神生活上的全部差异。在《俄狄浦斯》中，潜藏于儿童心理的欲望以幻想形式公开表露，并可以如在梦中一般得到实现。而在《哈姆雷特》中，欲望却受到压抑，就和神经症的情况一样，我们只能从其压抑的结果窥知它的存在。奇怪的是，这一更为近代的悲剧所产生的震撼效果居然与人们始终捉摸不透的主人公的性格并行不悖。该剧以哈姆雷特在复仇过程的犹豫不决为基础，但剧本身却没有犹豫不决的原因和动机，令人们以各种方法去解释，可始终没有结果。根据歌德所提出的观点（今天这一观点仍很流行），哈姆雷特代表了这么一种类型的人，他们的直接行为能力被高度发达的智慧所麻木。（他因“苍白的思考而神情显出病容”。）根据另一种观点，剧作家试图描绘的是一种病态的犹豫不决，可结果却归于“神经衰弱”的性格。不过，从剧本的情节可以看出，哈姆雷特绝不是一个不敢作不敢为的人。我们从两个例子可以看出：首先是他一时性起把躲在帷幔后面的偷听者一剑刺死，其次是他蓄意地、也十分巧妙地以文艺复兴时期王子般的无情处死了参与谋算他的大臣。然而他在完成父王鬼魂托付他的使命时却犹豫不决。我们只能再一次把它归因于这项任务的特殊性。哈姆雷特什么事情都能做得出来，只是对除掉自己的父亲又取代他作为国王和丈夫地位并表现了实现童年欲望的人复仇一事例外。因此，促使他复仇的憎恨心理为内心的自责所代替，出于良心上的顾忌，认为自己也并不比那个杀君娶后的罪犯强多少。这里，我把哈姆雷特的潜意识转换成有意识的言辞表达出来。如果有人认为哈姆雷特是癔症患者，我只能说他就包含了我所做的解释。哈姆雷特与俄菲丽娅谈话时所表现出的对性欲的厌恶，也与这种推论相符合。随着年龄的增长，一直盘踞在诗人心中的这种厌恶心理变得越来越明显，终于在《雅典的泰门》一剧中达到**并充分表现出来。当然，我们在哈姆雷特身上看到的是诗人自己的心理状态。我曾读过一本乔·布朗狄斯（1896）论莎士比亚的一本书，其中谈到《哈姆雷特》写于莎士比亚父亲去世后不久（1601），即是在丧父悲痛的直接影响下写成的。由此，我们很有理由推论，他对父亲的童年情感又复活了。我们也知道，莎士比亚自己也有一个独子早夭的经历，他叫哈姆奈特（Ha），与哈姆雷特（Halet）几乎同名。正如《哈姆雷特》涉及的是父子关系的主题，《麦克白》（几乎是同时期所作）写的是无子嗣的主题。但是，正如所有的神经症症状一样，梦也可以做多重解释（over-terpreted），而且，如果要对它们充分理解也一定要做多重解释，一切有天赋的文学创作也都不是单一的动机和诗人心灵的一次冲动，因此也不可能只有单一的解释。在我所写的内容里，我只想解释有创造性的作家最深层的心理冲动。[244]
<!--PAGE 14-->在离开亲人死亡的梦之前，我必须再补充几句，以说明它对一般梦理论的意义。在这些梦中，我们发现一种极不寻常的情况，一个被压抑的欲望构成了梦念，而避开了稽查作用，原封不动地进入了梦。这种情况必须有一种特殊的因素发挥作用时才能实现。我相信，有两个这样的因素才能使这样的梦产生。首先，它必须是非常久远的愿望，甚至“连做梦都没有想到”。正是这个原因，梦的稽查作用对它毫无戒备，正如梭伦法典上没有设杀父罪条款一样。其次，在这种情况下，受压抑的和未受怀疑的愿望往往与做梦前一天的残余意念汇合，对亲人的生死安危采取了一种忧虑的方式。这种忧虑只能利用与之相符合的愿望才能进入梦。而这一愿望又躲在忧虑的后面伪装起来，它在白天是十分活跃的。［参见第555页以下］我们往往把事情想得太简单，认为日有所思才夜有所梦。如果这样认为，就等于把我们亲人亡故的梦搁置一旁，不再与释梦有任何联系，把一个本可以得到解释的东西看成没有必要花费脑筋去解的谜。
它也有助于我们去考虑这些梦与焦虑梦的关系。在我们一直讨论的这些梦里，一个受压抑的愿望找到了躲避稽查的方法，以及稽查所涉及的伪装。随之而来的必定是在梦中经历一种沉痛的感情。如果稽查作用全部或部分地受到压制，则焦虑的梦就会产生。另一方面，因躯体来源而引发的真实焦虑则促使稽查作用的增强。［参见上文第235页以下］这样，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稽查所履行职责以及产生伪装的目的：它这样做是为了避免产生焦虑或其他形式的痛苦。
前面我已提到儿童心灵的自我中心性［第250页］，现在我还想说一下这两个事实间的可能联系，即这些梦有着相同的特征。所有这些梦都全部带有完全的自我主义倾向[245]，可爱的自我形象在所有的梦中出现，尽管有时已经过伪装。梦中所满足的愿望不可避免地全是自我的愿望。
如果有的梦显示出利他主义的兴趣，那肯定是我们受了蒙蔽所致。
（1）一个不满4岁的儿童报告说做了一个梦，梦见他看见一只大盘子，里面有烤肉和蔬菜，可一下子就被人吃光了——那块肉整个被吃掉，连切都没切。可他却没看见是谁吃的。[246]在这个孩子的梦中，吃掉这块烤肉的人会是谁呢？他在梦日这天的经历对我们一定会有启发。前几天，他遵照医嘱只吃牛奶，做梦那天晚上，他因淘气而被罚，不让他吃晚饭就去睡觉了。他以前也经受过这种惩罚，而且能勇敢地面对它。这一次他也知道他什么食物也不会得到，所以决定不说一个“饿”字。教育开始发挥作用；它在梦中找到了体现形式，开始展现一种梦的伪装。毫无疑问，那个想吃掉这盘美餐的人就是他自己，但他知道，父母不会让他吃。所以，不像其他饥饿的儿童在梦中那样，大胆地坐在餐桌旁。（比较我的小女儿安娜吃草莓的梦，见第130页）所以，进餐者就一直是一个匿名者。
<!--PAGE 15-->（2）一天夜里，我梦见在书店橱窗中看到一套丛书专集。我有买这种书的习惯，这套专集是关于大艺术家、世界历史、名城的册子。这个新集子叫《著名演说家》或《讲演》等，第一卷上写着莱契尔博士的名字。在分析这个梦时，我感到我不大会关心莱契尔，这个德国国会反对党成员长篇大论的演说家的声望。事实是，最近我新接受了几个需要精神分析的病人，我每天要同他们谈10至11个小时。所以，实际上，那个长篇大论发表演说的人不是别人，正是我自己。
（3）还有一次，我梦见我所认识的一位大学同事对我说：“我的儿子，近视眼。”接下来的是包括简短的评论和回答的对话。后来的梦又出现了我自己和我的几个儿子。就梦的隐意而言，M教授和他的儿子只不过是幌子，他们的背后是我和我的长子。我把这个梦留给后文，因为它还有一个特点。［参见第441页以下］
（4）的例子。我们朋友奥托看上去病了，他脸色红褐，眼球突出。
奥托是我们的家庭医生，我对他十分感激，无以为报。他多年来照顾我孩子们的健康，他们病了，他总是很快为他们治愈，而且一有机会就给他们买礼物［第116页］。就在做梦那天，他来访我们家，我妻子说他看上去很疲倦，太紧张。那天夜里，我就做了这个梦。他看上去像是患了巴塞杜氏症（Basedow’s disease）。凡无视我的理论的人对这一梦例解释都会说，我做这个梦是表示对他的关心，而且这种关心在梦中得到体现。这不仅与我关于梦是愿望满足这一观点相左，而且同另一个观点，即梦是自我主义的冲动不相符合。但是，如果有任何用这种方法释梦的人好心地向我解释，我对奥托的担心已注意到巴塞杜氏症，那我将是很高兴的。——其实，他的这个诊断没有任何根据。与之相反，我的分析是从6年前所发生的事上提取材料的。我们一小组人（其中包括R教授）在一个漆黑的夜里穿过一个N地的森林，这个森林距我们度假的驻地乘马车要一个小时。马车夫不大清醒，把我们连人带车都从一个堰坝上翻了下去。幸好我们都没有受伤，但不得不在一个附近的旅馆住下。听到事故的消息，许多人都同情地来看望我们。其中一位绅士明显带有巴塞杜氏症的迹象——与梦中的情景一模一样，面色红褐，眼球突出，只是没有甲状腺肿——极力听从我们的吩咐，问他还能为我们干些什么。
R教授直截了当地回答：“我别的不需要什么，只是需要一件睡衣。”可这位绅士答道：“对不起，我不能借。”说罢转身离去。
我继续分析。我想到，巴塞杜不仅是那位发现这种病的医生的名字，有一个教育家也叫巴塞杜（我清醒时，对此感到不是那么肯定[247]）。但是，我的朋友奥托也正是我所托付的人，要是有什么不幸，我让他负责照顾我的子女教育，特别是青春期时期（因此想到睡衣）。在梦中把那位高贵的帮助者的病症安排在奥托身上，我是明显地说，如果我有什么不幸，他就会和L男爵一样，口惠而实不至，对孩子没有多大帮助。这就可以证明这个梦与自我主义是有联系的。[248]
<!--PAGE 16-->但是，这个梦的愿望满足在哪儿才能找到呢？它不表现在我对奥托的报复上，他的命运在我的梦中似乎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249]；而是表现在把自己比作另外一个人，即R教授。因为正如R对L男爵有所请求一样，我对奥托也有所请求。这就是问题的关键。一般说来，我不敢与R教授相比。但在学术界另辟蹊径这一点与我相似，他直到晚年才获得应有的头衔。的确，“晚年”这个字眼就成了愿望的满足。因为它隐含着我能活得很久，足可以亲自照料我的孩子度过青春期。[250]
（三）其他典型的梦
我自己没有做过其他典型的梦，如在梦里梦者在空中飞翔，伴以惬意或怕掉下来的焦虑情感。
关于这方面我所要说的都来自精神分析。[251]从精神分析所获得的材料迫使我得出如下结论：这些梦也是复制了童年期的一些印象。或者说，它们同一些涉及运动的游戏有关，这些游戏对儿童十分有吸引力。没有一个叔叔不用伸开的双臂带着他在屋里冲来冲去，告诉他们如何飞，或把孩子放在双膝上，然后突然把腿伸直，让他从膝上滚下来，或把他举得高高，然后突然假装把他跌下来。孩子们都非常喜欢这样的游戏，而且不厌其烦地要求重复，特别是在有点害怕或眩晕时，孩子更会喜欢。在以后的岁月中，他们仍会在梦中重复这种经验。但在梦中，他们已没有手在托着他们，而是自己飘浮在空中了。小孩子从类似秋千、跷跷板等游戏中获得的乐趣是众所周知的。
当他们在马戏团中看到杂技表演又会使他们的记忆复活。[252]孩子们的癔症发作有时就是这种技巧的重复，有时还模仿得很像。这类运动游戏，虽然本身是无辜的，但常常引起一种性快感[253]儿童们“嬉戏玩耍”，如果我可以用一个最常用来描写这类活动的词的话，就是梦中飞翔坠落、晕眩等等。与这些活动相伴的愉悦情感则转变为焦虑。但常如每个母亲都知道的，儿童们这种嬉戏玩耍往往以吵架和哭泣而告终。
因此，我有充分的理由反对这种理论，即认为引起飞翔和跌落的梦的原因是睡眠时的触觉状态和肺部活动感觉等。［见第37页以下］我认为这些感觉是梦所追溯的一部分记忆的重现，即它们是梦的部分内容，而非来源。
我不能掩饰我尚不能对这类典型的梦做出充分解释这一事实[254]，我的材料恰恰是在这一点上让我陷入困境。不过，我必须坚持这一主张，这些典型梦中的触觉和运动感觉，当精神的原因要利用它们时，它们可以被立即唤起，如果不需要时，它们则被忽视。［参见第237～238页］我还认为，从我对精神神经症的分析情况来看，这些梦与童年期经验肯定已建立了某种关系。不过，我尚不能说，在人生后来的发展过程中，这些感觉的回忆是否会增加上别的什么意义，它们尽管也仍表现为典型的梦，但意义很可能因人而异了。我感到高兴的是，我通过对清晰梦例的认真分析填补了这一不足。如果有人感到奇怪，认为飞翔、跌落、拔牙一类的梦是经常发生的，为什么我还抱怨缺乏这方面的材料呢？我对此解释是，自从我把注意力转向释梦以来，我自己从未做过这类梦。此外，神经症患者的梦我倒是可以得到的，但有些是难以解释的，至少在许多情况下不能把全部的蕴含解释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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