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 ［德文为“Alle fünf gerade se ssn”，德文的“gerade”意思有两个，即“强壮”和“整数”，对这一句子的字面翻译是：不要目睹不对称的东西。］
[51] 她的意思是说：“好吧，这个X博士的咨询时间是什么时候？”她应该使用单词“ordiert”，意思是他的咨询时间，然而她却说出了单词“ord?rt”，这是一个不存在的词，“ord?r”的意思是“一般的”、“粗俗的”的意思。
[52] 意思为：我认识一个漂亮、善良的女士，她在院子里和一个善良的绅士谈论混乱状态下的战事问题，她告诉他说：“我听说这个国王将那个地区的所有的C……都破坏了。”她是说“ponts”（“大桥”，与那个漏掉的法语单词的发音很相似）。人们或许会这样想：由于她丈夫的原因，或想到了她的恋人，她将这个新鲜的单词表现在她的口误上，从她表达的这些话来看，这个绅士已经向她发出了爱的火花。我认识另一个女士，她要款待一个比自己职位高的女士，她赞美这个女士说她很美，她说：“不，夫人，我对你说的并非为了对你adulerate（搀假），她是说adute（讨好），她用这个方式将这个单词做一下改变，很显然她想到了私通（adultery）。”
[53] 局限于声音因素。
[54] 无意义的单词（字面意思是：“蛋—粪便—女人”），替代“小的白蛋片”（sall slices of white of egg）。
[55] “Apopos”是一个不存在的单词，但是“Popo”是一种安抚孩子的词语，是指“屁股”。
[56] 无意义的单词，字面意思是：厕所、资源，替代“忘忧树资源”（lot capital）。
[57] 出现口误是我的一个女患者表现出的一种症状，她的这种表现可以追溯到她童年时期的玩笑，她用“urieren”（小便）取代“ruieren”（毁灭）。——通过巧妙地出现口误，使这种不现实的和被压抑的词自由地表现出来，这便构成了失误的基础，阿伯拉罕（Abraha）将这种动机称之为“过度补偿”（with an overpensatg purpose）。一个有点结巴的女人，在她说话的时候，其典型的表现是重复专有名词的第一个音节，在她将“Alexander”说成“A-alexander”后，她又将“Protagoras”说成“Proras”。对其研究发现，在童年时期，她对这样的粗俗玩笑极感兴趣：对出现于单词开头的音节“a”和“po”进行重复，这种形式的玩笑导致了她在童年时期出现了结巴行为（“A-a”和“Popo”是德国人护理婴儿时的用语，指“粪便”和“屁股”）。在她要说出“Protagoras”这个名字的时候，她怕自己会把第一个音节中的这个r给漏掉，因此便说出了“Po-potagoras”这个词。为了防止自己将这个r漏掉，她将自己的注意固定于r，因此就出现了在第二个音节的开头又插人了一个r。在其他情况下，她也会出现类似的El误现象，她会将单词“Parterre”（一楼）和“Kondolenz”（悼词）歪曲，以避免使她联想到“Pater”（父亲）和“Kondo”（**）。阿伯拉罕的另一个患者承认，每当要说出“anga”时，总是说出“Angora”——很可能是因为害怕用“vaga”（**）取代“anga”。这些口误的出现说明，有时这种防卫的力量是非常强烈的，与歪曲这些表达相比，它完全占了上风。阿伯拉罕主要是让我们注意到这个事实：这个过程和强迫性神经症症状的构成之间存在着联系。
[58] 一个不存在的词（尽管中间的一个部分Büste有“**”［breast］的意思），替代“雪花膏的盒子”（abaster box）。
[59] 这是在那些小人物恳请老人时的一种虚伪的奥地利方式。senex的意思是“老人”。
[60] 布洛伊勒是瑞士著名精神病学家。——中译者
[61] 事实上，通过观察会发现，上流社会的成员更易于歪曲他们咨询的医生的名字，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从内心而言，他们讨厌医生，尽管他们也习惯上表现出应有的礼貌。我引用一些关于名字遗忘的例子，这些观察分析来自琼斯（Er Jones）博士，他谈到了我们所关心的问题，这是他在多伦多的那段时间用英语写出的：当我们发现他们的名字被忘记了的时候，人们会不可避免地表现出愤怒的情绪，尤其是当自己的名字被自己希望他或她记住的人忘记时。他们总会这么想：如果自己给对方留下很深的印象，那么他肯定不会忘记自己的名字，因为名字是人格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样，当人们不期发现，有很多人能够叫出自己的名字，这是一件很使人激动的事情。和其他很多领导者一样，拿破仑很会利用这个艺术，1814年，也就是残酷的法国战役期间，在这方面他表现出了惊人的记忆力，在克罗恩附近的一个小镇，他记得20年前在拉费尔军团会见过这里的市长帝巴斯（De Bsy），聪明的帝巴斯曾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他的门下。相反，假装忘掉一个人的名字是冒犯一个人的方式之一，据此给人以暗示：这个人是如此的微不足道，没有必要去记住他的名字。这种手段经常被一些文学家所利用，在屠格涅夫的《吸烟》一书中就有这么一段：“‘你仍会发现巴灯款待里特维诺夫先生时，’罗特莫夫经常很迟疑地说出里特维诺夫的名字，好像他忘记了这个名字，不能马上回忆起来。用这种方式，以及在迎接他时高傲的挥动自己的帽子等来夸耀自己。”这个作者在他的《父与子》一书中这样写道：“这个官员邀请卡斯洛夫和巴扎洛夫参加他的舞会，不久又邀请了第二次，把他们当做兄弟，称他们卡扎洛夫。”首先，他忘记了已经对他们进行了邀请，而且记错了他们的名字，分不清楚这两个年轻人，说明他极端轻视他们。搞错名字和忘记名字一样具有重要的意义，这是通往完全遗忘的第一步。
[62] 第一届国际精神病学和神经学大会，1907年9月在阿姆斯特丹召开，这个“对手”是阿莎芬波格（Aschaffenburg），见琼斯（1955，第126页）。
[63] 安森伯尔（1839～1889，维也纳著名的剧作家）曾在他的作品“Der G’wissenswur”中利用了这种口误，以此刻画这个骗取遗产的人的伪善性格。
<!--PAGE 10-->[64] 他的意思是说“倒出”，这个词应是“sch?pfen Sie”；但他却用了“sch?psen Sie”。这个词没有什么意义。单词“Sch?ps”的意思是“羊”或“愚蠢的家伙”。
[65] 他是说“hirnverbrannt”、“idiotic”，字面意思是“难道你没长脑袋吗！”但他所用的词是一个不存在的词，有这样的意思，“难道你没有长角吗！”单词“Hornveih”的字面意思是“有角的动物”，一般在人们混乱时使用。
[66] 她的意思是说“liebenswürdig”、“agreeable”，（字面意思是，值得爱的），但实际上她却用liebenswidrig这个词，其字面意思是：拒绝爱。
[67] 他的意思是说“Dienststelng”、“service”，字面意思是：服务地位；但他却说了Diebsstelng，意思是：窃贼地位。
[68] 在通俗的言语中，尤其是在德国北部，以“g”开头的单词，“g”的发音和德语的“j”发音一样（相当于英语的“y”，而不像英语中的“g”）。
[69] 奥克塔维奥发现，他的儿子的动机是向公爵的女儿表示爱。
[70] 《音乐幻影的实验研究》，据鲁斯的观点，这些音乐幻影是一组心理现象，这种心理现象在人们听音乐时出现在他们的脑海里。
[71] ［《释梦》，1900a，标准版，第4卷，第246～247页。］
[72] die的使用是这样的，这是一个阴性定冠词，说明它表示的是一个女性。
[73] 意思是：这本书写于1850年圣十字架日的除夕，结束于第二年复活节的周六，它是在奥买提的帮助下，由我——拉斯诺的哈特曼，这个时代的在卡罗伯格的圣器监护者——著。
[74] ［“Htsch”是一个方言词，意思是“哮喘”，一般的意思是“讨厌的人或物”。］
[75] 酒精的化学名称。
[76] 这是一个不存在的词，但它的后一部分“Tode”的意思是“死亡”。77
[77] 意思是：问候你的妻子和她的儿子。德文的所有格“ihr”，如果前面的i用小写，是指“她”；如果用大写的I，则是“你的”。
[78] 这个词的意思是：较多的部分。其发音和“zufiel”很相似，这个词的意思是：属于……所有，本应该用这个词，但是德国—奥地利的排印工人反对这样的分配，因为这些地方原来属于哈普斯堡帝国。
[79] 意思是：玛丽“aasrief ”…，即，腐臭的尸体叫道，应该用这个词“arief ”，意思是“抱怨”。
[80] ［1904年注］正常的遗忘通过凝缩的方式发生，用这种方式，遗忘便成为概念形成的基础，被区分开的东西被人们清晰地认识到了。压抑也是一种凝缩的机制，因此出现了与其他类似情况的混淆。除此之外，来自其他方面的一种力量对一些无关材料进行控制，导致了这些材料的歪曲和失误。
<!--PAGE 11-->[81] ［1907年注］如果我们问一个人10年或15年以前是否患过梅毒，从心理学的角度而言，我们极易于忽视这样的事实：他会认为这种疾病和风湿有很大不同。在让父母回忆他们女儿的神经症有关情况的时候，我们很难将这种被遗忘的东西和被掩盖的东西很确定地区分开，因为存在于他们女儿的将来婚姻道路上的问题被抛在了一边，或被她的父母压抑起来。［1910年增注］一个男人刚刚失去了其亲爱的妻子，他的妻子死于肺病。他向我报告了这样一件事，在他们回答医生提出的问题时，给了医生错误的信息。“当我可怜的妻子的胸膜炎几星期后仍不见好转时，我们去看了P大夫，在写病历的时候，P大夫问了一些一般性的问题，包括我妻子的家族中是否有人患过肺病，我的妻子回答说从来没有，我也回忆不起来有谁患过肺病。在P就要离开时，话题很偶然地转到了旅行方面，我的妻子说：“是的，到朗格多夫的旅行也很远，我的可怜的哥哥就埋在那里。”这个哥哥15年以前死于肺结核，我的妻子很喜欢他，经常在我的面前谈起他。我这时回忆起来，就在我的妻子被诊断为胸膜炎时，她还说：“我的哥哥也死于肺病。”但是，现在这个记忆被她强烈地压抑着，即使在她提到朗格多夫的旅行也未能纠正她说出关于她的家族患肺病的信息。不过我本人在她提到朗格多夫这个地方时已经意识到了这个记忆失误。”［1912年增注］另一种很相似的经历由琼斯发现，对此我多次提到。一个内科医生，他的妻子患有肺炎，但诊断并未确定，他安慰他的妻子说：“幸运的是你的家族中并没有患肺病的历史。”“你忘了，”他的妻子很吃惊地回答，“我的母亲死于肺结核，我的妹妹也患同样的病，当医生放弃对她的治疗时，她却痊愈了？”
[82] 在我写作这几页的日子里，我出现了一个难以置信的遗忘现象。1月1日，我计划完成一本预约的医学书，这样便可以按期发出。6月1日，我发现了“M-1”这个名字，但我无法回忆起来这个名字到底是谁。在翻看这几页书时发现，在疗养院，我对这个患者进行过治疗，在几星期的时间里，我每天都要去看一次。6个月后一个医生怎么会忘记做过这样的治疗的患者。我问自己，这个患者是否是一个男人，是否患有一般性麻痹，是否是自己不感兴趣的患者？最后，我从收费记录上发现了所有这些被迫逃出我的记忆的事实。M-1是一个14岁的女孩，这是一个我近几年遇到的很特别的患者，她使我接受了一次教训，我不可能将此忘掉，这使我感到极为不安。这个孩子患有明显的癔病，在我的治疗中，这个症状很快得以消除，之后其父母便将她带了回去。但她仍感到腹部疼痛，而这也是其癔病症状的一部分。两个月后，她死于胃癌。肿瘤是唤起其癔病症状的一个原因，而我的注意仅在没有什么大的伤害的癔病症状表现，忽略了这个致命的疾病。
<!--PAGE 12-->[83] ［1910年注］皮克最近引用了一个作者的很多表述。这个作者认为情绪因素对人的记忆有很大影响，他或多或少地认识到了人们通过努力去遗忘一些内容，以此阻挡不愉快的情绪的产生。但是，没有一个人对这一现象以及其基础做出的解释能够像尼采的一句格言那样精辟：“我的记忆说，‘我做过。’而我的自尊坚持说，‘我还没有做过。’最后记忆屈服了。”
[84] 琼斯（1911b，第480页）在达尔文的自传中注意到了这么一段描述，这正说明了达尔文对科学的忠诚和他的心理洞察力：“多年以来，我一直信守一条黄金律，即，当我遇到一些和我的观点不一致的事实、观察或思想时，我就马上将它记录下来，因为我的经验告诉我，与那些我所赞同的事实和思想相比，这些事实和思想更容易溜出自己的记忆。”
[85] 在1924年的版本中，接下去还有这么一段：“但是，使我感到气愤的是，没有什么思想比让自己寻求一个保护者更使我痛恨了。在国内看到与此有关的情况，都足以使一个人失去希望。就我的性格而言，我并非是一个娇纵的孩子。我通常的动机往往是这样的：‘我是一个刚强的男人。’然而，我也不得不承认像这样的白日梦——一个从来没有被满足的幻想。此外，这一情况也正说明了我的自我活动的方式，这个自我部分通常被压抑着，但在妄想的状态下充分地表现出来，它干扰了我们对事物的客观的认识。”［1924年增注］不久前，我的一个读者从弗伦兹·霍夫曼的青年图书馆寄给我一本小册子，我在这本书上看到了我的巴黎想象，书上记录得很详细，这种巧合很易于使我认识到；我在幼小的时候读过这本书。在我读中学时，这个图书馆存有霍夫曼系列，这些书通常是供给学生，因此这类书有很大市场。在我43岁时，我又回忆起来这个由其他人创造的想象，而在我28岁时，却将它当做自己的想象。这种想象是一个印象的再现，而这个印象是我在11岁到13岁这个年龄获得的。总之，关于这个解救他的想象——我将它归于《总督大人》一书——其用意仅仅是为自己产生这样的幻想奠定基础，使自己得到一个保护者和帮助者。事实如果如此，一个理解心理的人在听到这个说明——我在抵抗自己出现保护人的思想，我不能容忍出现这种想法的现实情景——就不会感到吃惊。阿伯拉罕（1922b）对这样内容（解救他人的想象）的幻想做了深刻的解释，这个解释是很特别的。
[86] ［1912年注］在萧伯纳的戏剧《恺撒和克拉佩拉》中，当恺撒就要离开埃及的时候，有这样一种想法困扰着自己：他好像忘掉些什么，最后，他想起来，他忘记向克拉佩拉道别！描述这个小的细节旨在说明，在恺撒心目中，这个年轻的埃及公主是多么微不足道。这一点也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PAGE 13-->[87] 女人往往更能够理解这种潜意识的心理过程，在街上遇到他们时，女人更易于通过忘记和他们打招呼的方式来表示自己的不满，而且会对自己的这一行为做出明确的解释。换言之，这个攻击者或者说自己是个近视眼，或者她只将自己的行为解释为没有注意到他们。而女人们。得出的结论则是这样的：如果她重视他们的话，就会看到他们。
[88] ［1910年注］费伦茨报告说，他自己曾经是一个“心不在焉的人”，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的这种奇怪的行为。但是他说，自从他用分析方式对一个患者进行治疗后，自己强迫性地将注意力转向了自己，之后他的这个行为表现消失了。他认为，当一个人增加了自己的责任感时，往往会放弃这些失误。他坚信，心不在焉有赖于潜意识情结，因此可以通过精神分析的方式得以治疗。一天，在对一个患者进行精神分析时，他因自己出现了一个技术上的失误而自责，这一天，他的所有的心不在焉的习惯又表现出来了。他在街道散步时，多次出现失误，如将自己的袖珍本丢在家里，在自己要付车费时，才发现自己衣服的扣子扣错了，等等。
[89] ［1912年注］对此，琼斯也有类似的发现（1911b，第483页）：“通常的抵抗是针对一般性的要求的，因此一个忙碌的人忘记了自己妻子托付自己要发的信——出于小小的不满——就像平时忘记给她买什么东西一样。”
[90] 为了保证事物（金钱）的完整性，我可能会打乱事先确定的日常安排，除了我上面提到的原因之外，我要指出的是，人们的记忆对金钱有关的事件表现出特别的偏爱，在买过东西后忘记付钱这种健忘是很顽固的，正如我本人的经历所表现的。在并非为了生活的利益、而是出于其他不同的目的——事实上主要是娱乐——而进行的自由的游戏活动时，如玩扑克牌，一些颇受人敬重的人往往表现出记忆上失误，而他们本人并没有意识到为什么会这样，他们会发现自己表现出明显的欺骗或投机。这些游戏活动之所以使人感到兴奋，其原因部分出于其自由性上，但我们也必须承认这个事实的存在：在游戏的过程中，我们可以了解一个人的性格，如果我们并不了解彼此性格的话。我们可以用同样的道理去解释一个服务员在算账的时候无意出现的失误。在商业圈子里面，拖延付款的时间是屡见不鲜的，即使这样的拖延对他们而言并没有什么收益，这样的行为只能通过心理的方式得到完满的解释，即这是对付款的对立意志的表露。［1912年增注］对此我们可以用一句箴言来表达：“与存有支票的信件相比，我们更易于错放存在账单的信件。”女人在向医生付款时更多地表现出不快，这当然也与她们的这一动机有关，女性患者经常忘记带钱包，因此在咨询的时候不能及时付钱，甚至在回家后仍将付费之事忘记得一干二净。由于她们很漂亮，见到她们的美貌就等于她们已经付费了。
<!--PAGE 14-->[91] 意思为：啊！维纳斯！她已离去！克里姆斯！麦第斯！
[92] 维奇尔（1807～1887），是这个小说的作者，美学教授，他经常引用弗洛伊德《诙谐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1950c）一书的论断。他的这个小说，以及他的另一本小说都被《论心理治疗》（1905a）一书提到。
[93] ［这个老妇人在第164页、第256页都提到过，她也出现于《释梦》一书，在1901年的7月8日给弗利斯的信中提到了她的死亡（弗洛伊德，1950a）。］
[94] 我习惯上将之称为“俄狄浦斯”（Oedip），它包含着对传说中的俄狄浦斯王子理解的关键，在索福克勒斯的剧本里，也涉及到这样的梦，这个梦是由伊俄卡斯特说出的。［见《释梦》（1900a），标准版，第4卷，第261～264页。］
[95] 在我们这种文明状态下，自我伤害——并非将整体的自我毁灭作为目的——只能将自己隐藏在一些偶然性事故的背后，或者通过很自然的疾病表现出来。有时，自我伤害表现于习惯性的悲伤，有时表现出这样的倾向：顺从这个世界，放弃自己在这个世界的权利等。
[96] 一种不太高尚的法国式大腿舞。——中译者
[97] 总之，这种情况和对女人进行性攻击颇有相似之处，一个女人无法通过其全身的力量来排斥一个男人的这种攻击，因为，在她的潜意识中，有迎合这种攻击的冲动部分。众所周知，在这样的情况下，女人的这种力量麻木了。作为他的这个岛上统治者，桑丘·潘沙的判决，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是很聪明的，但从心理学的角度而言却是不合理的（《唐·吉诃德》，第二部，第45章）。情况是这样的：一个女人将一个男人拉到了法官面前，宣称他强暴了她，作为补偿，桑丘从被告身上拿出一满袋钱给了她；但是当这个女人离开后，他又允许他去追这个女人，并将钱袋抢回。这两个人又打着回来，令这个女人感到自豪的是，这个坏蛋并没有将钱袋从她那里抢走。这样桑丘说：“如果你用保护这个钱袋的力量的一半来保护你的名誉，这个人就强暴不了你。”
[98] 很明显，在战场上，可能借助有意识的动机完成自杀，这时，他还依然要避免使用直接的自杀方式。这正如《华伦斯坦》中的瑞典船长在谈到皮落卡尼之死时说的（第15幕，第11景）：“他们说他要死的。”
[99] ［1920年注］一个记者写信给我，他赞同我关于“通过失误的方式进行自我惩罚”的观点。他写道：“如果你去研究人们在街上的行为方式，你就有机会发现，当男人对过去的女人在回过头来看时——这是不正常的习惯——经常会有一些小的不幸事件的发生，有时会把脚扭伤，即使道路很平坦，有时会撞在电线杆上，或通过其他什么方式伤害到自己。”
<!--PAGE 15-->[100] ［1924年注］在很多情况下，这种偶然的伤害或死亡，其解释仍存有疑问。无关的人仅仅将它解释为偶然事件，而那些与这个事件有密切联系的人则能够列举很多细节来说明这种偶然事件的背后存在潜意识的动机。一个经济出现困难的年轻人在街上说了这么一段话，这恰好说明了我的这个意思：“去年9月，我认识了弗洛林·Z，34岁，她是战前结婚的，而且状态良好。1916年，她的未婚夫因公殉职。自从我们认识后，双方的感觉都很好，但开始根本没有想到结婚，因为双方的情况特别是在年龄上（我当时27岁）有很多不合时宜的地方。她就住在我们街道的对面，每天都会见到，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关系越来越密切。这时，我们已经产生了结婚的念头，我最后也同意了，婚礼计划在复活节举行。然而，弗洛林想去她的居住在M地的一个亲戚那里做一次旅游，但铁路突然被破坏了（这个事件称之为卡普。普斯事件，1920年3月发生在柏林的反革命政变）。有一种悲观的论调——工人的胜利及其结果在将来将会延续下来——在短时间内影响了我们特别是弗洛林的情绪，而她又是一个情绪易变的人，她想我们以后的生活又有了新的障碍。3月20日，星期六，她的心情似乎很好，这出乎我的意料，她和我单独待在一起，在我们看来，外面的一切都很美好，都具有玫瑰的色彩。几天前，我们曾说要一起去教堂，当时并没有将日期确定下来。第二天早上9点15分，即3月21日，星期日，她打电话让我直接带她去教堂，但是我拒绝了，因为我并没有足够的准备。此外，我还有一些工作必须完成。显然，她很失望，结果自己出去了，在她房子的楼梯上遇到了她的一个熟人，沿着从唐恩到兰克的路，和他一起走了一段。在幽默的气氛中，她没有涉及我们的谈话。这个绅士用开玩笑的方式和她道了再见。（为了去教堂）弗洛林只穿过了卡德曼大街（西柏林的主要的大街），这里很宽阔，你可以很清楚地看清周围的东西。但是接近人行道的时候，她被一个马车轧到了底下（轧伤了肝脏，几个小时后便死了）。以前，我们曾在这个地方走过几百次，弗洛林每次都十分小心，而且经常不让我走得太快。这天上午，街道上几乎没有什么车辆，这些电车、公共汽车都由于政变的影响而停顿了，这个时候的街面上非常平静，即使她没有看到车，她也应该听到动静！人人都说这是一次‘意外’。我首先想到的是：‘这是不可能的——但另一方面，也无法怀疑她是存心这么做的。’我企图找到一个心理学方面的解释，很长一段时间后，我在你的《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中找到了答案。具体而言，弗洛林多次表现出自杀的迹象，而且企图引导我也以同样的方式思考——我也经常劝戒她不要有这样的想法。例如，两天前，当我们散步回来，没有任何外在原因，她谈到了她的死以及财产的安排（她实际上对此并没有做出什么行动——这表明，在她的这句话的背后并没有什么动机）。如果我冒险继续深入下去，我就会发现这个不幸的灾难并非是一个意外事件，也并非有阴影的良心作用的结果，而是在潜意识的目的支配下的一种自我毁灭，这一点被这种偶然的不幸所掩盖。我的这个看法可以由她说的一席话所证实，这些话在她认识我之前不久给她的亲戚说过，在最后的几天里也对我说过。我认为，整个事情都与她失去未婚夫有关，在她的眼里，她的未婚夫的位置是不可替代的。”
<!--PAGE 16-->[101] ［前两组在前面的几段已经涉及，第三组只有到后面才会涉及，再版的时候加入了很多有关资料——尽管很多例子事实上属于第三组。］
[102] 琼斯提供。
[103] 比较一下奥德赫姆的诗：“我佩带笔就像别人佩带剑一样。”
[104] 本段的意思为：一个女士告诉我们一件她最近忘记去试穿她订做的结婚礼服的事，直到结婚典礼前夕的8点钟才想起来。裁缝师已经放弃了看到这个顾客的希望。这个细节表明，这个新娘穿这个结婚礼服是一种不幸，因此，她便企图忘记这个痛苦的活动。现在……她，离婚了。
[105] 这并非完全是误差。这个神话在奥非克人传说是这样的：宙斯阉割了他的父亲克罗诺斯（见罗奇尔的《神话词典》）。
[106] ［1908年，在《释梦》第2版的前言，弗洛伊德指出，在他完成这本书的时候，他发现“这是我的自我分析的一部分，是对我的父亲去世的反应。”］
[107] ［见《释梦》（1900a），标准版，第4卷，第196页。］
[108] 在维也纳，用来表达街道的词有两个：一个是“Strasse”标识一些重要的街道；另一个是“Gasse”，表示一些小一些的街道。查里曼取名为“奥斯马克”的地方（东部省份），现在几乎都成为奥地利的地盘。它最初属于巴苯伯格王朝，但到13世纪，被哈普斯堡王朝推翻，这个王朝的统治一直持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红白红的色彩被共和国所采用（取代了旧王朝的黑黄色），共和国采用的色彩就是巴苯伯格王朝的色彩。
[109] 一个处于潜意识的思想的持续作用，有时是这样表现的，首先出现一个失误，然后再表现在梦中，有时则表现在难以纠正的失误上。
[110] ［1924年增注］人们丢失或误置东西很长一段时间后，又会梦见这个东西，并由此得到它们，这种情况并不少见——通过在梦中的学习，人们找到了失去的东西；但这决非神灵的指点，因为做梦和丢失东西的是同一个人。一个年轻的女士写道：“大约4个月前，我丢失了一枚很漂亮的戒指，我找遍了房间的每一个角落，仍没有找到。一个星期前，我梦见戒指在暖气炉旁的壁橱里，自然，我梦对了，第二天早上，在这个地方我确实找到了戒指。”她很惊奇这个偶然的事件，而且坚持说，经常能够以这样的方式满足自己的需要，但她并没有问自己从丢失戒指到找到它，她的生活发生了些什么变化。
[111] ［德文前缀“ver-”相当于英文的前缀“is-”，如“is-hear”，“is-y”，“is-read”。］
[112] 在这样的情况下必须使用假名字。——中译者
[113] ［这个朋友是柏林的弗利斯，弗洛伊德将这个分析手稿寄给了他，作为对他1899年8月的一封信的回答。］
<!--PAGE 17-->[114] 在解释那个图书馆的第17号《麦克白》的时候，阿德勒告诉我说，在17岁的时候，这个男人加入了一个无政府主义协会，这个协会以推翻君主为宗旨。这无疑是他遗忘《麦克白》内容的原因。在那个时候，他也发明了一种编码，可以用数字取代字母。
[115] ［1901和1904年版中，在这个句子后面还有这么一段］：“……其根源我尚不明确，我通常注意到的是自己生命的久暂以及我的亲人的生命。我在柏林的一个朋友认为人们的生命是可以计算的，其依据是生物基因，这可能是这种潜意识推断的决定因素。他的理论有两个前提，但我不同意其中的一个。从高度自我倾向的动机出发，我很高兴能用我的观点对他进行反驳，而且我可以用我的观点来解释他的这种计算。”［1920年注］慕尼黑的斯奈德尔先生提出了对数字的这种分析的反对论证，他用提供给他的数字对自己进行实验——例如，当他打开一本历史书时，首先进入他的眼帘的数字——或向其另一个人提供一个他（斯奈德尔）选择的数字，然后由此进行自由联想，看到底这些强加的数字有无决定的因素，其结果是肯定的。在一种情况下，实验是由自己完成的。对自由生成的数字进行分析，结果自由联想提供了丰富的决定这些数字产生的因素，就像其他的自由生成数字的分析情况下表现出的一样。相反，在他的实验中，如果这个数字是从外面强加给自己的，则找不到其决定因素。第二种情况，实验是对其他人做的，他使实验更加简单化，为人们都设数字2，结果发现每一个人都可以找到一些决定这个数字的因素。从这个实验，斯奈德尔得出两个结论：第一，“和对概念的联想一样，大脑对数字拥有同样的联想潜能”：第二，用自由联想的方式对自由生成的数字的决定因素的分析并不能证明这些数字产生于“分析”出来的因素。第一个结论无疑是正确的，人们很容易就会发现，和单词的联想一样，人们会很自然对数字进行联想——实际上，后者的联想或许会更容易些，因为人们对这几个数字形成联系的能力是相当大的。这种情况在荣格和布洛伊勒的所谓的“联想实验”中已经有明确的表现。在此情况下，联想的刺激是呈现的单词（刺激词），其反应差别很大，而且荣格的实验也表明，进一步的区分并非依据这些“偶然”的反应，而是依据决定其出现的潜意识的“情结”。斯奈德尔的第二个结论走得太远，即对这个自由生成的数字或单词的自由联想得出的这些决定因素，并不会比我们在实验前已经了解到的东西多。当然这些自由生成的思想（单词或数字）或许并没有什么决定的因素，或许是由分析出来的思想所决定的，或被还没有被发现的思想所决定的，后者就会使人误入歧途。重要的是不要有这样的印象：对数字的联想和对单词的联想是有区别的。对此问题的批评实验，以及对自由联想这个精神分析方法的评价已经超出了本书的内容范围。在对实际问题的分析实验中，我们会越来越发现，关于数字和单词同样具有丰富的联想这一思想是符合实际的，而且有很多例子可以对此加以说明。一个实验心理学家（Poppelreuter，1914）的实验也表明，这是最有可能的。如果要深入了解的话，可以看一下布洛伊勒关于独立思维的书第九部分（1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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