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儿童期初年的这种性活动，个体的遗传结构也开始它自身的活动。在这里，素质和经验是以一种不可分解的病因学统一体而联结起来的。因为素质对印象起夸张作用，要不然这些印象就会完全是司空见惯的，而且丝毫不起作用，由于这种夸张，这些印象便成为引起刺激和固着的创伤；而经验则唤醒了素质中的诸因素，要是没有这些因素，素质就可能会长期潜伏着，或许永远也不会发展起来。对创伤的病因学这一主题的最后说明，是后来由阿伯拉罕（1907）做出的，当时他指出，儿童所特有的性结构，确实被认为是会引起一种特殊的性的经验——这就是“创伤”。
开始时，我对幼儿性欲的陈述，几乎完全是以对追溯到过去的成人的分析发现为基础的。我没有直接观察儿童的机会。因此，几年以后，当我通过对非常幼小的儿童进行直接观察和分析，几乎能够证实我的全部推论时，这可以说是一次非常大的胜利——当一个人逐渐认识到，这种发现的实质竟然是，他确实应该为他已经做出的这个发现而羞愧时，这个胜利才失去了它的一定量值。一个人越是对儿童进行这些观察，事实就越会不证自明；但是，对于人们费了这么大劲竟没有看出这些事实，人们也会感到愈加惊异。
然而，对于幼儿性欲的存在及其重要性的如此确信，只能通过分析的方法，通过把神经症患者的症状和特殊性追溯到它们的最终来源才能获得，因此，对它们的发现会解释其中能够解释的一切，并且使可以改变的一切都得到改变。我能够理解，就像荣格最近所做的那样，如果首先形成关于性本能实质的一个理论概念，然后在此基础上寻求解释儿童的生活，那么，我们就会得出不同的结果。这种概念一定会任意地或者根据一些不相关的考虑而被选择出来，并且对于人们寻求加以应用的这个领域，会冒着证明它是不恰当的危险。确实，分析的方法也往往会引起关于性欲及其与个体全部生活的关系的某些极端困难和晦涩难解之处。但是，这些问题并不能通过思辨而得到解决；而必须等待通过其他观察，或者通过在其他领域的观察来解决。
我需要对梦的解释做一点说明。释梦是作为我所采用的技术革新的一些最初成果而出现的。
当时，我追随着一种模糊的预感，我决心用自由联想代替催眠术。我对知识的渴望在开始时并没有指向理解梦。对于把我的兴趣吸引过去，或者用任何有帮助作用的期待鼓舞我的任何外界影响，我一无所知。在布洛伊尔和我中断会面之前，我刚好有时间告诉他一句话，我现在懂得如何解释梦了。既然这就是该发现产生的原因，那么，随后在梦的语言中的象征主义（sybolis）就几乎成为我所获得的最后一项成果，因为梦者的联想对于理解象征几乎没有什么帮助。在从书中寻找关于这些象征的信息之前，我已经养成了总是研究事物本身的习惯，因此，在我受施尔纳（Ser）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影响之前（1861），我已能够自己确定梦的象征作用。只是后来，我才开始对梦的这种表现方式大加赞赏。这部分是通过斯泰克尔的著作的影响，他最初做了这样一些令人赞誉的工作，但以后则完全走向迷途。[208]在精神分析的释梦和在古代就实践过和受到过如此高度尊敬的释梦的艺术之间的密切联系，到很久以后我才明白。后来，我发现了我的梦理论的主要特征和最重要的部分——是一种内部冲突，一种内在不真实的梦的歪曲的衍生物——说真的，这是在一个对医学一无所知，虽然不是对哲学一无所知的作者中发现的，他就是著名的大师波普（J.Popper），他曾以林库斯的名字发表了《一个实在论者的幻想》（1899）。[209]
在精神分析的那些艰难的最初岁月里，我必须掌握这种技术，同时注意临床现象和进行神经症的治疗，那时，释梦便成为我的安慰剂和支柱。在那个时期，我是完全孤立的，而且问题成堆、困难重重，我时常害怕丧失我的耐性和自信。常常有病人，在我的假设被证明是真实的之前，使我把不可胜数的漫长时间消磨在他们身上——我的假设是，神经症一定会通过分析而得到理解；
但是，可以看作与病人的症状相类似的这些病人的梦，几乎总是证实这个假设。
这只是在使我能够坚持下去这一方面所获得的成功。结果是，我形成了通过心理学家对释梦的态度来测量其理解力的习惯；而且，我满意地观察到，精神分析的大多数反对者们都完全回避这个领域，或者，只要他们试图处理这类问题，便表现出明显的笨手笨脚。此外，我很快就发现了进行自我分析的必要性。我借助于我自己的一系列梦做到了这一点，这些梦把我带回到我的童年的一切事件中；今天，我仍然持这种意见，对每一个好的梦者而又不是太不正常的人来说，这种分析可能是足够的。[210]
我认为，通过这样展开精神分析的发展史，我已说明了精神分析究竟是什么，这比通过系统地描述它更好。最初，我并没有觉察到我的发现的特殊性质。通过系统地探究我的神经症患者的患病原因中所包含的性因素，我毫不犹豫地牺牲了我作为一个医生的日益增长的声誉，以及向我求诊的患者数量的增长；这使我获得了许多新的事实，这些事实终于使我对性因素的实际重要性坚定了信心。我曾天真地向以克拉夫特－埃宾[211]任主席的维也纳精神病学和神经症学协会的会议致词（参见弗洛伊德，1896c），期望我自愿遭受的那些物质损失能通过我的同行们的兴趣和承认而有所补偿。我把我的发现作为对科学的普遍贡献来看待，并且希望这些发现会以同样的精神得到承认。但是，我的交流活动使我遭到的冷遇，我所形成的空虚感，人们传达给我的提示，都逐渐使我认识到，在神经症病因学上性欲所起作用的主张，不可能指望受到像其他交流活动一样的待遇。我明白了，从现在起，正如赫伯尔（Hebbel）所说[212]，我是“扰乱了世界的沉睡”的那些人之一，我不能对人们的反对和宽容抱有任何指望。但是，我对自己的观察和结论的普遍精确性的坚信越加强烈，因为我对自己的判断的自信和我的道德勇气确实不小，所以，这种情况的结果是毫无疑问的。我下定决心，坚信发现某些特别重要的事实和联系是我的运气，我准备接受有时伴随这些发现而来的命运。
我对未来做如下描述：——借助于用新方法取得的治疗成功，我完全可以成功地保持住自己，但科学却会在我的有生之年完全置我于不顾；几十年后，别人也一定会碰到类似的事情——解决这些事情的时间现在还不成熟——也会获得对这些事情的承认，而且会把我作为一个遭到不可避免的失败的先驱，而对我表示尊重。同时，像鲁宾孙·克鲁索（Robson Croe）那样，我尽可能舒适地在我的荒岛上定居下来。当我摆脱了今天的压力和混乱，回首这些凄凉的岁月时，仿佛这是一个光荣的英雄时代。我的“壮丽的孤立”（splendid isotion）[213]并不是没有其优越性和魅力。我不必阅读任何出版物，也不必倾听任何反对者的坏消息；我并不容易受到任何方面的影响；什么也不能把我排挤掉。我学会了限制思辨倾向，并遵循着我那令人难忘的导师沙可的忠告：一遍又一遍地看待那些同样的事情，直到它们自己开始说话[214]，虽然有麻烦，但还有一席之地的我的出版物，总是远远地落后于我的认识，只要我愿意就会被延误出版，因为无法保证那种不确定的“优先权”。例如《释梦》是1896年初完成所有主要部分的[215]，但直到1899年夏才写完。对“杜拉”的分析是1899［1900］年年底写完的[216]；又过了两个星期才写完了案例史，但直到1905年才出版。同时，我的著作也没有在医学杂志上得到评论，或者即使作为一种例外进行了评论，它们也是用表示嘲笑或怜悯的优越性草草了结。偶尔会有一位同行在他的出版物中对提到我作为文献参考；那也是很简短的，而且决无奉承之意——倒会使用像“偏执的”“极端的”或“非常特殊的”这样的词语。有一次，碰巧在我讲授大学课程的维也纳诊所的一位助理医师，要求我允许他听这门课。他很注意地听着，而且一言不发；在最后一节课结束后，他提出要在外面和我谈谈。当我们在外面走着离开时，他告诉我，他运用其导师的理论写了一本反对我的观点的书。然而，他非常后悔没有先从我的讲课中对此有更多的了解，因为那样，他就会写出与这本书大不相同的东西。他确实曾在诊疗所里问过是否最好先读一下《释梦》这本书，但是他被忠告不要这样做——不值得如此麻烦。因此，他便自己把我的理论结构，根据他现在的理解，和天主教会的理论结构在其内部稳固性方面做了比较。按照他那拯救灵魂的观点，我将假设，这种陈述包含了一定的赏识。但是他最后却说，要改变这本书中的任何东西已经太晚了，因为这本书已经在排印了。我的同事们也认为，以后没有必要公开声明他改变了对精神分析问题的观点；但是，以他作为一个医学杂志的正式评论员的能力，他却愿意用轻率无礼的评论来追随精神分析的发展。[217]
在那些年里，无论我所具备的对我的利益的个人敏感性有多么迟钝，但是，我被一种环境从苦难中拯救出来。这种环境并非总能表现出来，以帮助那些孤立无援的发现者们。一般地说，这样的人由于需要了解他们为什么缺乏同情，或者对他们的同时代人的嫌恶而感到苦恼，并且把这种态度作为担保自己的确信感的一种令人苦恼的矛盾。对我来说没有必要产生这样的感觉。因为精神分析理论使我能够理解我的同时代人的这种态度，并把它看作是基本分析前提的一个必然结果。如果这是真的，即我发现的这些事实会被一种带有感情的内部抵抗所阻止，而无法了解病人本身，那么，这些抵抗也一定会在健康人身上出现，只要某种外部根源使他们面对着受到压抑的东西。毫不奇怪，他们应该能够证明，在理智的基础上对我的观点进行这样的反对是有道理的，虽然最初它实际上是带有感情色彩的。同样的事情往往同样经常地发生在病人身上；他们提出的论据同样毫不令人赞赏。用福斯塔夫（Falstaff）的话说，理由简直“俯拾皆是”。[218]唯一的差别就是对病人必须施加压力，以便诱使他们洞察到自己的抵抗和克服这些抵抗。而在对付外表上健康的人们时，我们就没有这种便利了。如何强迫这些健康的人以冷静和科学的客观精神考察这个问题，则是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最好留待时间来解决。在科学史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那些在起先除了产生矛盾之外，什么也没有实现的命题，在后来却都得到了承认，尽管并没有提出支持它的新证据。
但是，很难期望，在我孤立地代表精神分析的那些岁月里，我会对世界舆论特别地尊重，或者对理智的满足产生任何偏见。
第二章
从1902年起，许多年轻医生聚集在我周围，明确表示他们打算学习、实施和传播精神分析的知识。促使他们这样做的是一位亲身体验过精神分析治疗的有益效果的同行。[219]有几个晚上在我家举行定期集会，按照某些规则进行讨论，参加者们努力要在这个新奇的研究领域内发现他们的位置和使其他人对精神分析发生兴趣。一天，一位技术培训学院毕业的年轻人，拿着一本表现出非凡理解力的手稿做了自我介绍。我们劝他上体育馆（中等学校）和上大学，并专心从事非医学方面的精神分析。这个小社团得到了他这样一位热忱可靠的秘书，我得到了奥托·兰克这样一位最忠诚的助手和合作者[220]。
这个小社团迅速扩大，在以后的几年中它的成员也经常变动。总的说来，我自己认为，在人才的数量和种类方面精神分析并不比人们所能想到的任何临床教学的教员们低下。包括从一开始的那些人，他们到后来在精神分析运动史中发挥了如此重要的作用，即使这种作用并非总是受欢迎的。然而当时人们还无法猜测这些运动的发展。我有种种理由对此感到满意，我认为我尽了一切可能把我的知识和经验告知其他人。只有两次不幸的情况，最后使他们从团体内部离开了我。
我既无法成功地在精神分析的成员中建立友谊关系，这种关系在所有从事同样困难工作的人中是应该获得的；也不能阻止关于优先权的争论，在这些共同工作情况下有如此多的获得优先权的机会。在传授精神分析实践方法上的困难特别大，这些困难对于目前出现的许多争吵是有责任的，而且这些困难显然已经存在于这个私立的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之中了。我自己绝不敢提出一个尚未完成的技术和正在制订中的理论，这个理论是和一个能使其他人避免某些错误方向和最终灾难的权威一起制订的。知识分子的自恃和他们作为教师的早期独立性，从心理学观点来看常常是令人喜悦的；但是如果这些人获得了某些不同凡响的个人地位，那只会对科学有益。尤其是对精神分析来说，需要有一个长期、严格的纪律和自我约束的训练。鉴于他们对一个如此声名狼藉而又前景暗淡的课题的忠心所表现出来的勇气，使我较倾向于对我否定的话应该表示反对的那些成员持容忍态度。除医生外，成员中还包括其他人——承认精神分析中某些重要方面的受过教育的人：
作家、画家，等等。我的《释梦》和那本论诙谐的书等，从一开始就说明精神分析理论不仅限于医学界，而且能应用到其他各种心理科学。
1907年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竟大大出乎意料，好像精神分析客客气气地引起了人们的兴趣，并且得到了知遇，甚至有些科学工作者也准备承认它。在此之前，布洛伊勒[221]写了一封信告诉我，我的著作已在伯格尔斯立（Burgh?lzli）得到研究和使用。1907年1月苏黎世诊疗所的第一个成员艾丁根（Eitgon）医生[222]来到维也纳。接踵而至的其他访问导致了生气勃勃的思想交流。最后由于荣格（当时他还是伯格尔斯立的助理医生）的邀请，于1908年春在萨尔茨堡召开了第一次会议，这次会议使维也纳、苏黎世和其他地方的精神分析友人们聚集在一起。第一次精神分析大会的成果之一是创办了一种名为《精神分析和精神病理学研究年鉴》的定期刊物［见原版第46页］，这个刊物在布洛伊勒和弗洛伊德指导下，并由荣格编辑，于1909年创刊问世。
这个刊物表现了维也纳和苏黎世之间的密切合作。
我已再三感谢过在传播精神分析中苏黎世精神病学派，尤其是布洛伊勒和荣格给予的巨大帮助，我毫不犹豫地再次表示感谢，即使在当前大大改变了的情况下也是一样。确实，并不是苏黎世学派的支持，才使当时科学界第一次对精神分析表示关注。情况是这样的，当时精神分析的潜伏期已经完成，精神分析处处都成为人们日益增长的兴趣的对象。但在所有其他地方，这种兴趣的增加最初导致的不是别的，而是非常强烈的拒绝接受；几乎是非常愤怒的拒绝接受；相反，在苏黎世占支配地位的特征是基本路线上的赞同，而在任何其他地方，这样密切的小团体门徒并不存在，也不可能有任何公共的诊疗所能为精神分析研究服务，也没有任何一位临床教师把精神分析理论作为他的精神病学课程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苏黎世这个群体成了为承认精神分析而战斗的那些小团体的核心。学习这门新的技术和从事实践的唯一机会实际上是在那里奠定基础的。
目前我的大多数追随者和合作者都是借道苏黎世才来到我这里的，甚至那些在地理上到维也纳比到瑞士更近的人也是如此。在和西欧的关系中（其中也包括我们文化的伟大中心），维也纳的地位处于边陲；许多年来它的声誉受那些强烈偏见的影响。一切最重要国家的代表都在瑞士聚集，这里的学术活动如此活跃，在这里一个起传播作用的中心必定会对传播像弗莱堡的霍奇所称的这种“精神流行病”（psychical epideic）有巨大的重要性。[223]
根据一位同事的证据（他曾目睹了在伯格尔斯立的发展情况），好像在那里精神分析很早就引起了人们的兴趣。在1902年荣格发表的论神秘现象的著作中已经提到过我的《释梦》一书。
从1903或1904年起向我提供消息的人说，人们对精神分析的兴趣名列前茅。在维也纳和苏黎世之间建立起个人关系之后，还出现了一个非正式的学会，1907年在伯格尔斯立，人们定期举行会议讨论精神分析的问题。在维也纳和苏黎世学派之间的联盟中，这些瑞士人绝不仅仅是接受者。
他们已经写出了非常值得称赞的科学著作，其成果就是对精神分析的贡献。由冯特学派开始的联想实验（the association experts），被他们在精神分析的意义上做了解释，并且证明可以通过许多意想不到的方式加以应用。借助于这种手段，人们已有可能达到对精神分析观察材料做出迅速的实验证实，并且能直接向学生们证实一个精神分析学家才能告诉他们的某些联系。联结实验心理学和精神分析的第一座桥梁已经建立。
在精神分析治疗中，联想实验使我们能对病例进行暂时的定性分析，但它们对技术并未作出基本的贡献，在实施精神分析时可以不用联想实验。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另一项成就，这是由苏黎世学派，或者它的领导者布洛伊勒和荣格做出的。布洛伊勒表示，借助于引用那些在梦和神经症（弗洛伊德的机制）中得到的、通过精神分析认识到的同一过程，就可以把许多纯粹的精神病弄清楚了；荣格（1907）成功地把精神分析的解释方法应用于性质最不相同和最含糊不清的早发性痴呆现象（精神分裂症），这样，这些病例，在病人生活史和兴趣中的来源便得到了清楚的了解。此后精神病学家再也不可能轻视精神分析了。布洛伊勒关于精神分裂症的伟大著作（1911）完成了这项成就，在这本著作中他把精神分析的观点和临床的系统观点置于相同的立足点之上了。
我将不会忘记指出，当时在这两个学派的研究方向上已经引起人们注意的一种分歧。早在1897年[224]，我发表了对一个精神分裂症病例的分析；但这则病症具有偏执狂的特性，因此它的治疗方法无法摆脱荣格的分析所造成的印象。但是，对我来说，重要的并不是像解释这种疾病的神经机制那样来解释这些症状的可能性，而是首先使这种机制和已经发现的癔症的机制一致起来。
那时我们还没有把这两种机制之间的差异弄清楚，因为我那时正致力于神经症的力比多理论（libido theory），该理论打算把所有的神经症和精神病现象都解释为从力比多的失常变化所发生的，也就是，解释为从力比多的正常使用中发生转移。这种观点都被这些瑞士的研究者们所忽视了。就我所知，甚至在今天，布洛伊勒仍然坚持这种观点，各种形式的早发性痴呆都有器质性的原因；在1908年萨尔茨堡会议上，荣格支持这种疾病的原因是一种毒素理论，而没有考虑到力比多理论，虽然它确实并没有把力比多理论排除在外。他曾于1907年发表专论这种疾病的著作。后来（1912），由于使用了他以前曾拒绝使用的过多的素材，因而在同一种观点上陷入悲境。
瑞士学派做出的第三项贡献可能完全归功于荣格，对此我的评价并不像其他那些对这些问题更不关心的人那样高。我指的是从《诊断的联想研究》发展起来的“情结”理论。它自身既没有产生一种心理学理论，也没能证明可把它轻而易举地结合到精神分析理论的复杂关系中。另一方面，“情结”这个词可以说已经成为精神分析的语言中很自然的东西了；对于描述性地概括某种心理状态来说，它是一个方便的、往往不可缺少的术语。[225]精神分析为了本身的需要而创造出来的其他术语没有一个得到这样广泛的流行，或者受如此滥用而使较明白的概念结构受到损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