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洛伊尔的第二个观察，再次迫使我们在一系列致病事件的特征中，要高度重视各种意识状态。布洛伊尔的病人处在正常的意识状态的同时，也表现出一些心理异常：失神状态、精神错乱和性格改变。在正常意识状态下，她对那些致病情景及其与症状的联系一无所知。她忘掉了这些情景，或彻底切断了这些事件的致病环节。当病人处于催眠状态时，付出可观的努力，就有可能回忆起这些情景，通过这种回忆工作，症状就消除了。要不是在催眠状态的体验和实验中找到了这种方法，对这种事实进行解释将是一件很棘手的事。对催眠现象的研究使我们认识到：在同一个人身上可能有几种心理集合体，它们可能或多或少地彼此保持独立，也可能彼此“一无所知”，还可能在所控制的意识状态下相互转化。这些起初令人大惑不解的现象现在已使我们感到司空见惯了。以上这一类现象有时会自发出现，便是被称为“双重意识”（double nsce）[182]的例子。如果发生这样的人格分裂，意识有规律地依附于两种心理状态中的一种，我们称之为有意识的心理状态；而另一种脱离这种心理状态的意识称为潜意识的心理状态。在一种类似的“后催眠暗示”（post-hypnotic suggestion）情况下，一个在催眠状态下发出的指令会在后来正常状态中得到不折不扣的执行。这个现象为了解潜意识状态对意识状态的影响提供了一个难得的例子，也为我们提供了阐释癔症现象的模式。布洛伊尔提出了一个假设：癔症症状产生于他称之为“类催眠”（hypnoid）的特定心理状态。根据这种观点，在类催眠状态下产生的兴奋很容易成为病因，因为这种状态不为兴奋过程的正常发泄提供机会。这种兴奋过程进而就产生了一种不寻常的产物——症状。症状像异质体一样进入了正常状态，转而就对类催眠的致病情境一无所知了。哪里有症状，哪里就有遗忘（anesia）——一种记忆缺口，填补这一缺口就意味着消除了症状产生的那些条件。
恐怕我叙述的最后一部分使你们觉得不是特别清楚。但是你们应该记住，我们讲的这些既新颖又有难度，把它们讲清楚也许是不可能的——这说明掌握有关这一课题的知识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而且，布洛伊尔的“类催眠状态”理论已经表现出没有必要，甚至成为一种障碍，它已被今天的精神分析所抛弃。以后，你们至少会对布洛伊尔竖起的这道类催眠状态的屏幕后面所发现的影响和过程有所了解。你们还会形成一种正确的看法，即认为布洛伊尔研究的成功之处只在于为他所观察到的现象提供了一种很不完全的理论和一种并不令人满意的解释。但是完整的理论不会是现成地从天上掉下来的，如果有人在其观察一开始就给你们提供了一套无懈可击的完整的理论，你们可能就更有理由怀疑了。这样的理论只能是他推测的产物，而不可能是对事实进行无偏见考察的成果。
第2讲
女士们，先生们：
大约在布洛伊尔对其病人使用“谈疗法”的同时，巴黎的杰出人物沙可（J.M.Chart）也在萨尔拜特利尔医院开始了对癔症患者的研究，他的研究导致了对这种疾病的新的理解。当时，他的发现在维也纳是不为人所知的。但是10年后，当布洛伊尔和我合作发表关于癔症现象心理机制的《绪言》（1893a）时，我们已经完全被沙可的研究迷住了。我们把病人的致病经历看作是心理创伤（psychical trauas），并把它与躯体创伤（soatic trauas）等量齐观，而躯体创伤对癔症性麻痹（hysterical paralyses）的影响是在沙可那里得到最早论证的。沙可在催眠状态下人为地再现了癔症性麻痹，布洛伊尔关于类催眠状态的假说只不过是这种事实的反映而已。
我在1885～1886年曾做过这位伟大的法国实验家的学生，他本人不倾向采用心理学的观点。
是他的学生皮埃尔·让内（Pierre Ja）首次尝试对癔症中表现出来的特定的心理过程进行深入的研究。我们把精神分裂和人格分裂作为我们的立足点是学自让内。你们会发现在让内癔症理论中，当时在法国盛行的遗传（heredity）与退化（degeneracy）观点占有重要位置。据他所言，癔症是神经系统的一种退化形式，本身表现为心理综合能力的先天薄弱。他相信，癔症患者在把复杂的心理活动统合为一个统一体方面是先天无能的，因此才表现出精神分裂倾向。请允许我打一个平常而明了的比方，让内的病人使我们想到一位体虚的女子，她出门去逛商店，回来时大包小裹的；可是她的两只胳膊和十只手指却拿不了这么多东西。所以，一开始是一样东西从她的怀里滑落了，当她弯腰去把它捡起来的时候，另一样东西又掉了，如此反复不已。这种分裂现象不能完全证实患者心理能力的削弱，因为当我们发现患者综合统一能力不足这一现象的同时，也观察到了其效能部分增加的例子，好像是一种补偿方式。当布洛伊尔的病人忘记了她的母语和其他语言，而只记得英语时，她对英语的掌握程度竟然如此之高，以至于给她一本德语书，她就能正确而流利地直接读出它的英语译文。
当我后来以自己的力量继续开展布洛伊尔所开创的研究工作时，我很快就对癔症性分裂（意识分裂）的根源有了另外的想法。这种分歧对其后的一切研究都具有决定意义，而且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我不像让内那样从实验室里的实验出发，而是从我心中的治疗目的出发的。
我首先是从实际需要中获取前进的动力的。布洛伊尔所采用的宣泄法（catharticprocedure），首先必须使患者进入深度的催眠状态，因为只有在催眠状态下，患者才能触及他在正常状态下所遗忘的那些病因性关系。但是我很快就开始不喜欢催眠术了，因为它是一个变化无常、甚至可以说是神秘莫测的盟友。当我发现不论我怎么努力都只能使一小部分患者进入催眠状态时，我决定放弃催眠术，让宣泄法从它里面独立出来。既然我不能根据自己的意愿来改变我的多数患者的心理状态，我就开始研究正常状态患者。我必须承认，在最初，这看起来像一种既无意义又无希望的工作。我的任务是从患者那里了解对我来说连患者都一无所知的东西。一个人怎能期望了解到这些东西呢？这时对一项既出色又有指导意义的实验的回忆给了我很大启迪，那是当我和伯恩海姆（Bernhei）在南锡一起工作时（1889）亲眼目睹的。伯恩海姆告诉我们：那些被他带入催眠的梦游状态并在其间体验到了各种经历的人，只是看上去似乎对梦游状态下的经历丧失了记忆。但这些记忆却有可能在他们正常的状态下得到恢复。确实，当他问及患者那些梦游经验时，他们开始坚持说对此一无所知；但他拒绝让步，坚持追问，并使患者确信他们肯定知道，那些被遗忘的经历总能再现出来。
于是，我对我的病人也如法炮制。当我问到他们坚持说再也想不起更多的时候，我就明确指出他们对此肯定是知道的，只要说出来就行了。我甚至大胆宣称，只要我把手一放到他们的额头上，那些正确的回忆就会涌现出来。用这种方式，无须催眠，我就成功地从病人那里得到了我所需要的那些证据，以建立病人所遗忘的情景与这些情景所遗留的症状之间的联系。但这是一项费力的方法，时间长了会使人精疲力竭，不适合充当永久性的技术。
然而，在我用这种方法获得决定性的证据之前，我一直没有放弃它。我发现能证实如下事实：
被遗忘的记忆并没有真正丧失，它们依然属于患者，并随时会在联想到那些还被记得的事情时再显露出来。但是，确实有一种力量在阻止它们进入意识，而迫使它们处于潜意识状态。这种力量的存在是可以确定的，因为当你试图把病人的潜意识记忆引入到他的意识中时，你会觉察到一种与此相关的力量在对抗它。这种保持致病条件的力量在病人方面是以抵抗（resistance）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正是基于抵抗的观念，我才建立了自己对癔症中心理事件的历程的看法。要取得治疗效果，事实证明消除抵抗是必要的。从治疗的机制出发，也就有可能对疾病的起源形成相当明确的看法。
现在以抵抗的形式出现，阻止被遗忘的材料进入意识的那些力量，想必当初就曾导致了遗忘，并把那些致病的经验排除在意识之外。我把这个假设的过程称为“压抑”（repression），我认为抵抗的不可否认的存在证明了这一点。
下一步我们可能会提出这样一些问题，如这些力量是什么？在我们现在所认识到的癔症的致病机制中的压抑的决定性因素是什么？在宣泄法中我们逐渐认识到病因性情景，对此进行比较性研究就有可能对以上问题做出回答。所有这些经验都与一种愿望冲动的出现有关，这种愿望冲动与患者的其他愿望形成鲜明的对照，并被证明与其人格中的伦理标准和审美标准格格不入。它们发生过短暂的冲突，这种内在冲突的结果是，把这种不可调和的愿望输入到意识中的念头成了压抑的牺牲品，并把与此相关的记忆一起排除在意识之外，且从此被遗忘了。因此，与患者的自我不相容的愿望是压抑的动机；患者的伦理标准和其他标准是压抑的力量。接受这种不相容的愿望冲动或者延长这种冲动都会产生严重的不快，这种不快可以通过压抑的方式加以避免。因此，可以把压抑看成是保护心理人格的手段之一。
我不想举出很多的例子，只引用一个我本人诊治的病例，从中可以充分地证明压抑的决定性因素及其长处。针对当前的情况，我还要缩简其病史并省略一些重要的背景材料。我的病人是一个女孩[183]，在她参与了护理之后，失去了敬爱的父亲——这与布洛伊尔的病人的情况很类似。
在此后不久，她的姐姐结婚了，她的新姐夫唤起了她心中一种特殊的同情感，这种情感很容易在家庭亲情的幌子下被掩盖起来。又过了不久，她的姐姐生病去世了，当时病人和她的母亲都不在场。当她们被匆匆召来的时候，并不知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当这位姑娘赶到她死去的姐姐床前，有一个念头在她脑海中瞬间闪过，大概可以用文字表达成：“现在他自由了，可以娶我了。”我们可以断定，这个念头把她自己不曾意识到的对其姐夫的深深的爱恋在其意识中暴露出来；但随后就被压抑了，这是因为出于感情上的反抗。这位姑娘出现了严重的癔症症状，当她接受我的治疗时，表现出完全忘记了在她姐姐床前的那一幕，以及曾在她脑海中出现的那种可憎的自私的冲动。在治疗过程中，她又都回忆起来了，并伴随着极其强烈的情感重现了那一致病的情景。治疗的结果是，她又恢复了健康。
也许我们可以从当前的实际情景中举一个粗略的比喻，来就压抑及其与抵抗的必然联系向你们提供一幅更加生动的图画。我们假设，在这个讲堂里，在这些听众中间，他们的安静和专心令我不胜感激；但是却有一个人在制造混乱，他的无礼笑声、叽叽喳喳的说话声、用脚在地上蹭来蹭去的声音干扰了我对所讲问题的注意，我不得不声明我无法继续讲演了。这时，你们当中有三四个身强力壮的人站起来，经过一场短暂的争斗，把这个扰乱者赶到了门外。于是他就被“压抑”了，我也能够继续自己的讲演了。为了防止干扰再次发生，为了防止被推出讲堂的人再次冲进来，那几位用行动实现我的意愿的先生用他们的椅子顶住了门，因而他们就在完成“压抑”之后又建立起了“抵抗”。现在如果你把门里和门外两个场所释译成精神分析术语“意识”和“潜意识”，在你的面前就呈现出一幅关于压抑过程的恰到好处的图景。
你们现在可以看到我们的观点与让内的观点有何不同之处。我们并不认为精神分裂是由心理器官某一部分缺乏综合能力所造成的。我们从动力学角度来解释，即依据对立的心理力量的冲突来解决，把它看成是两个对抗的心理集合体积极斗争的结果，但是我们的观点又会引发大量的新问题。心理冲突的情境当然是相当普遍的；那种自我努力回避痛苦回忆而没有造成精神分裂结果的现象也是相当常见的。我们必定会认为，如果这种冲突最终导致了分裂，那么一定会有更深一层的决定因素存在。而且我也愿意向你们承认，压抑的假设并不是使我们面临着一种心理学理论的终结，而是面临着它的开端，我们只能一步一步地向前探索，要获得全面的知识还必须等待进一步、更深入的研究成果。
试图用压抑的观点来解释布洛伊尔病人的病例是不可取的。那一病史与这一目标是不适合的，因为它的发现都是靠催眠作用的帮助达到的。只有你排除了催眠的影响，你才能看到“抵抗”和“压抑”，才能对真正的致病事件的历程形成正确的看法。催眠掩盖了抵抗，并使得心灵的某一领域敞开，让人接近；但是，与此形成对立，催眠又在这一领域边界处，用抵抗筑起了一堵墙，使得墙后面的一切都变得难以接近。
我们从布洛伊尔的探索中学到的最有价值的东西，就是他所证明的，在症状与病因性经验或心理创伤之间所存在的关系。但我们现在一定不要忘了用压抑理论的观点来看待这些发现。一眼看上去，找到一条从压抑通向症状形成的道路确实好像是不可能的。我不想对此做复杂的理论阐述，倒愿意回到刚才用来解释压抑的那个比喻上去。你们不妨这样想，把捣乱者清除出去和在门口设置岗哨并不意味着事情的结束。也许那个被赶出去的人变得怒气冲天、不计后果，想给我们找更大的麻烦。确实，他已经不在我们中间了，我们已经摆脱了他的存在，摆脱了他的无礼笑声和无聊评论。但是在某一方面来说，压抑并不成功。因为现在他在门外肆无忌惮起来，大喊大叫，用拳头砰砰地砸门，比刚才的无礼行为更严重地干扰了我的演讲。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尊敬的校长斯坦利·霍尔博士愿意充当调解者与和事佬的话，我们一定会感到高兴。霍尔博士会去与门外那个不守规矩的人谈一谈，然后回来要我们无论如何还是应重新接纳那个人，他亲自担保那个人会表现好些。鉴于霍尔博士的威望，我们决定解除压抑，并再次获得了和平安宁。对于描述心理医生在用精神分析法治疗神经症时所承担的任务来说，这个比喻提供了一幅不错的图景。
<!--PAGE 10-->说得更直接些，对癔症患者和其他神经症的研究使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他们未能成功地压抑那些不被容许的愿望所依附的观念。的确，他们已把它逐出了意识和记忆之外，并且明显地使自己免除了大量的痛苦。但是这种被压抑的愿望冲动继续存在于潜意识之中。它们正在窥视着被激活的机会，一有机会，那些被压抑的观念就会以一种经过伪装、难以辨认的替代形式成功地进入意识之中，而原来认为可以通过压抑免除的不愉快情绪现在又与这些替代物联系在一起。被压抑的观念的替代物——症状——能够防止来自于防御性自我的进一步攻击。取代过去的短暂冲突，现在出现了一种不随时间的流逝而自行消亡的病症。以症状中歪曲的临床表现为依据和线索，我们就能从中找到与最初被压抑的那些观念相类似的残迹。替代物发挥作用的途径可以从对病人进行精神分析治疗的过程中寻到踪迹。为了达到治愈的效果，必须使症状沿着同样的途径回溯，使其重新变成那个被压抑的观念。如果被压抑的观念再次被带回到有意识的心理活动中——这一过程以克服大量的抵抗为前提——在心理医生的指导下，病人竭力想避免的那种心理冲突会有一个较理想的结果，这会获得比压抑更好的结果。有很多这样适当的治疗方法，它们可以使心理冲突和神经症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结局，而且在一些特定的病例中这些方法可以结合使用。我们使患者的人格相信拒绝接受致病的愿望是不对的，而且有可能引导他们全部或部分地接受这种愿望；或者也可能把这个愿望本身引向一个更高的、不会招致反对的目标（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升华”）；或者把对愿望的拒绝看作是正当的，但是那种自动的，因而也是无效的压抑机制，将在最高级心理功能的帮助下，被一种谴责判断所取代——这样就实现了对愿望的有意识的控制。
如果在现在被称之为“精神分析”治疗方法所涉及的一些基本问题上，我没能为你们做出清晰易懂的表述，请大家千万要原谅我。困难不只在于这一课题的新颖性。那些不可调和的愿望，尽管受到压抑，依然成功地存在于潜意识之中，它们有什么样性质？当压抑失败、替代或症状形成之前，必定会存在于一个人身上的那种主观的、构造上的决定因素是什么？——所有这些问题，我都将在以后做进一步的阐述。
第3讲
女士们，先生们：
不说错话是很不容易的，尤其是当一个人必须说得简明扼要的时候。因此，今天我不得不纠正我在上一次演讲中说的一句错话。当时我说，在放弃了催眠术之后，我仍然坚持让我的病人把一切与我们讨论的问题有关的东西都告诉我，并且使他们相信，其实他们知道每一件表面上看起来被遗忘的事，在他们脑海中出现的观念[184]都确凿无疑地包含着我们正在寻找的内容。我接着告诉你们说，进入我病人头脑中的第一个观念确实产生了预期的效果，被证明是记忆中被遗忘部分的延续。但通常并非如此，我只是为了简捷起见才说得这么简单。实际上，只是在最初的几次，在我简单的坚持追问下，我想要的那些被遗忘的事得以揭示出来。当更深入应用这一方法时，不断涌现出来的观念不再是我想要的，因为它们不合适，连患者本人也觉得不对劲儿而摒弃了它们。
<!--PAGE 11-->在这一点上，坚持追问并不能给我更大的帮助，于是我发现自己又一次后悔放弃催眠术了。
在不知所措之际，我固守着一个偏见。这种偏见的科学合理性几年后被我的朋友荣格及其在苏黎世的弟子们所证实了。我不得不说，有些时候抱有偏见是极其有用的。我很重视心理过程是被严格决定的这种观点，我觉得很难相信患者在注意力高度紧张时产生的观念具有随意性，而且与我们正在寻找的那个观念毫无关系。两个观念并不同一的事实从事件的假定心理状态中可以得到满意的解释。在接受治疗的患者身上，总有两种力量在相互对抗：一方面，他的有意识努力把遗忘在潜意识中的观念带入意识中；另一方面，我们已知的那种“抵抗”正在竭力地阻止被压抑的观念或其衍生物进入意识。如果这种抵抗的力量很小或干脆就没有，被遗忘的观念就可以不受歪曲地进入意识。因此，如果抵抗这种观念进入意识的阻力越大，其歪曲程度就越大，这种假设是有说服力的。因此这种观念就像一种症状一样在患者脑海中出现了，它替代了我们正在寻找的那种观念，它是被压抑的观念的替代物：新鲜、造作、稍纵即逝，并且在由于抵抗的影响所造成的歪曲程度上也是与被压抑的观念极不相似的。但是，由于它的性质就像一个症状，所以必然与我们所寻找的那个观念很相似。而且，如果抵抗不是太强大的话，我们应该能够从前者中猜到后者。在患者头脑中出现的观念必定具有成为被压抑因素的某种隐喻（alsion）的性质，就像用间接的语言对其做出表述一样。
在正常的心理生活领域，我们知道好多这样的例子，其中那些与我们假设相类似的情形都产生了相似的效果。其中的一个例子就是诙谐。精神分析的技术问题迫使我去研究开玩笑的技巧。我可以给你们举一个这样的例子——巧得很，这是一个英语的笑话。
这是一段轶闻。[185]有两位不很检点的商人在一连做了几笔风险很大的生意之后，成功地发了大财，于是他们千方百计地想跻身上流社会。有一个办法令他们非常动心，使他们觉得有了成功的希望，那就是请城里最有名望、收费最高的画家为他们绘制头像，而这位画家的画是非常出名的。两幅昂贵的油画在一个大型晚会上首次露面了。两位主人亲自把本城最有影响的鉴赏家、艺术评论家领到并排挂着两幅画像的墙前。这位鉴赏家兼评论家对这两幅画仔细地研究了好长一会儿，然后摇了摇头，好像漏看了什么东西似的，用手指着两幅画之间的空档轻声问道：“可是耶稣基督在哪儿呢？”我看得出你们都觉得这个笑话很有趣。现在让我们接着分析一下。很明显，鉴赏家的意思是说：“你们是一对无赖，就像耶稣基督受刑时，在他一左一右被钉上十字架的那两个盗贼一样。”但是他没有那么说。相反，他却说了一句乍听起来很奇怪不合时宜而又毫不相干的话。但是，我们稍后一想，就意识到这是他心中鄙视的一种隐喻，而且是一种绝妙的替代。我们不能指望从诙谐中找到患者头脑中出现的观念所具有的全部特征。但是我们必须重视诙谐的动机与这种观念中动机的一致性。为什么这位批评家没有对这两个无赖直截了当地说出心中的想法呢？因为他的心中还有一种“反动机”（uives）在抑制着他想把这些话当面说出来的欲望。耻笑招待你的主人，而且他们随时都可以召来一批挥舞拳头的打手，这自然是很冒险的事。很容易就会遇到和我上次讲演中用来解释压抑的那个捣乱者一样的下场。这就是为什么那个批评家没有直接表达他心中的想法，而是以“伴以省略的隐喻”的方式来表达的原因。出于同样的原因，我们的患者创造出一个或多或少被歪曲的替代物，来取代我们正在寻找的那个被遗忘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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