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认识到隐梦成分和外显的替代物之间的联系非常离奇,或者是滑稽可笑的,我们对于梦的分析依赖于以往经验的指导,所以有很多例子的意义时常是不能由我们自己求证的。由我们自己进行的这种解释时常是不可能的,因为再敏感的人也不可能猜出这种联系。梦者可通过其直接联想来对梦进行解释——他能够这样做,因为是他自己产生的这种替代。或者他可提供大量的材料,以便问题的解决不再需要特殊的聪明才智,而使答案自然而然地呈现出来。如果梦者不能使用这两种方法之一,那么问题的显梦成分将永远不为我们所理解。我想在此给你们讲一个我最近遇到的例子。我的一位女性患者在治疗过程中其父亲去世了。从此以后,她时常梦到父亲复活了。在一个梦里,她梦到了父亲说:“十一点一刻了,十一点半了,十一点三刻了。”解释这种报时梦的方法是通过她的联想,她回想到父亲喜欢看自己长大的孩子能准时地在家中进餐。无疑这个联想与梦的成分有一定的联系,但它不能说明该梦的起源。根据治疗中的情境,可以怀疑她对于所敬爱的父亲暗中怀有批评的敌对之意,这在梦中起到一定的作用。在她的进一步联想之中,虽然离梦很远,她讲到了前一天她如何曾对心理学进行过很多讨论,她的一位亲属曾说:“原始人(urnsch)在我们身上得以复活。”这似乎给我们提供了解释。她因此想到她死去的父亲也会再次复活。于是,在梦中,竟使她的父亲成为一个“报时者”(uhrnsch),使他来一刻一刻地报时,直至中午。
你们可不能轻易地放过这个例子与一种诙谐语的相似性。并且实际上,梦者的诙谐时常被看作是释梦者的。还有其他一些例子很难确定我们所面对的到底是一种诙谐语或是一个梦。
但是,你们应知道有些口误也可以引起同样的疑问。有一个男子说,他曾梦到在自己和叔父一同坐在汽车(auto)里时,他的叔父曾吻过他。[214]他自己很快补充解释说:“此梦有‘自体性欲’(auto-erotis)之意。”(“自体性欲”一词来自于力比多理论,表示不借助于外物而获得情欲的满足)那么,这个人难道是在捏造一个笑语来欺骗我们,而把笑话又说成是他的一个梦吗?我想不会,我相信他真的做过这样的梦。那么这个令人迷惑不解的相似性又起源于什么呢?这个问题曾使我暂时偏离我的研究道路,迫使我对诙谐本身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215],揭示了诙谐的起源:思想的前意识(prenscio)[216]训练被暂时抛开,但其在潜意识中运转,并由此以诙谐出现。在潜意识的影响之下,它也受到压缩作用和移置作用的支配,也就是说,它受与梦的工作的相同作用的支配。这种共同的特征就是发生于诙谐和梦之间的相似性。但是,这种无意图的“梦的诙谐”(drea-joke)不能引起真正的笑话那样愉快的效果。如果你们再进一步地对诙谐进行研究,你们就会明白这是什么原因了。
“梦的诙谐”是一种糟糕的笑话,它不能使我们发笑,而只能使我们感到冷淡。[217]
然而,在这一点上,我们在步古代释梦者的后尘,他们的释梦方法除了很多糟粕之外,还给我们留下了一些好的释梦的范例,有的我们至今不能超越。我在此想给你们举一个历史上很重要的梦例,这个梦的报告者为亚历山大大帝,它和普鲁塔克与道尔狄斯的阿尔特米多鲁斯关于这个梦的记载略有不同。在国王围攻泰尔城的时候(322B.C),遭到很顽强的抵抗,亚历山大一次梦到他看见一个半人半兽的怪物在跳舞(a dancg satyr)。随后释梦者阿里斯坦德罗斯通过把单词“Satyros”分成“sà tupos(sa Turos)”意为“泰尔是你的了”来解释这个梦,认为亚历山大大帝能攻破该城。亚历山大因此连续攻城,并最终占领了泰尔城。虽然这个解释好像很牵强,但它无疑是正确的。[218]
(三)我可以想象得出,当你们听说一些一直从事于释梦工作的精神分析者也反对我们有关梦的观点时,你们会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很难预料对这种理论所犯的新错误的极大的鼓励应忽视。作为概念的混乱和不合理的归纳的结果,所得出的假定便与医学上有关梦的观点犯有同样的过错。你们已知道这其中的一个,认为梦与试图适应现在的条件和试图解决未来的问题有关——也就是说它们具有“预知目的”(prospective purpose,米德,1912)。我们也指出这个假定建立在梦和隐梦思想之间的混淆的基础之上,并因此忽视了梦的工作。作为隐梦思想的一部分潜意识智力活动的一个特征,它一方面没有什么创新,另一方面它也不是详尽无遗的,因为潜意识智力活动除了为未来做准备外,还有其他许多内涵。[219]还有一种更为混乱的观点,认为每一梦的背后都有希望他人死去的含义。我不十分清楚这个公式的准确意思,但我怀疑它隐含着梦与梦者的整个人格之间的一种混淆。
<!--PAGE 10-->有人认为所有的梦都有两种解释:一种与我们所讲的精神分析解释相同;另一种是寓意(anagogic)解释,这种解释忽视本能冲动,目的在于表达更高的心理机能(西尔伯勒,1914)。[220]
这种见解是一种不合理的归纳,它建立在少数梦的特例之上。这种梦当然是存在的,但如果把这种观点扩展到大多数的梦,那便不免徒劳无功了。再者,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所有的梦都可进行两性解释,都可解释为男性倾向和女性倾向二者的混合(阿德勒,1910)。我曾给你们介绍过这种观点,可你们仍然不能理解。当然,也有一些这样的梦例,并且随后你们会认识到这与某种癔症的症状相似。我在此提及这些新发现的梦的一般特征是为了警告你们不要信以为真,或至少使你们不再怀疑我对它们的意见。
(四)人们认为接受精神分析治疗的患者往往故意使自己的梦的内容和医师所推崇的理论相一致,结果一些人梦到性本能冲动,一些人梦到为权势而斗争,还有一些人甚至梦到再生(斯泰克尔),因此梦的研究的客观价值受到质疑。然而,这种观点是不堪一击的,因为人类在精神分析治疗可以影响他们以前已经有梦的现象存在,并且现在接受治疗的人也时常在治疗开始之前已有梦出现。这种新观点所包含的事实虽然是可以自我证明的,但它却与梦的理论不相干。因为引起梦的前一天的余念来自于对清醒生活的强烈兴趣。在医师的话和所施加的暗示对患者具有意义时,他们进入这种“余念”的圈子里,并且可以为梦的构建提供精神刺激,就好像是前一天没有对付得了的其他有情感色彩的兴趣一样,它们的作用和睡眠期间施加于睡眠者的身体刺激一样。
由医师所引发的思绪像这些其他的梦的激发者一样,出现于显梦内容之中,或在其隐梦内容中可以被发现。确实,我们知道梦可以由实验而产生,或者更准确地说,一部分梦的材料可以被引入梦中。这样,精神分析者对患者所产生的这些影响正和实验者所引起的作用相同。例如,伏尔德在实验时,将被试者的四肢保持某种特定的姿势。
人们可以影响梦者梦到什么,但却从来不能影响他们为什么做梦。梦的工作的机制和潜意识的梦愿望是不受外界影响的。在考虑那些起源于身体刺激的梦时,我们已发现梦的生活的特点和其独立性,可以在反映梦者所受的身体刺激或精神刺激中显示出来。这样,我们正在讨论的和对梦的研究的客观性产生疑问的观点,正是建立在梦与梦的材料的混淆基础之上。[221]
女士们、先生们,这就是我给你们讲的有关梦的问题。你们可以猜到,我曾省略了很多,而且你们也会发现我所讲的每一个问题都不够详尽。然而,这是由于梦的现象和神经症的现象之间具有密切的联系。我们已研究过的梦可作为神经症理论的导引,而且和相反的顺序相比,这肯定是一个更为正确的顺序。但正因为梦是理解神经症的准备,所以,反过来,对梦的真正精确的理解只能等到有了神经症现象方面的知识之后才可能获得。[222]
<!--PAGE 11-->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想的,而我必须向你们保证:我将竭尽所学,以不辜负你们对这门学科的热爱和花费这么多的时间来讨论有关梦的问题。人们要迅速地达到对精神分析理论的正确性的信赖,那么除此之外别无其他好方法。需要许多月,甚至许多年的努力工作来表明神经症疾病的症状是有意义的,是有目的的,并且来自于患者的生活经验。相反,只需要几个小时的努力,就足以证明梦同样如此。梦起初虽然很杂乱,而且难以理解,但它可以用来证实精神分析的种种前提——心理过程的潜意识本质,它们所遵循的特殊机制,和其中所表现出的本能力量等的存在。
如果我们记得梦的结构和神经症的结构之间有极大的相似性,同时考虑一下使梦者迅速转变成为一个清醒的合理的人。我们便可判定神经症也是建立在心理生活中各种力量的均衡有所改变的基础之上的。[223]
第三篇 神经症通论
第16讲 精神分析和精神病学
女士们,先生们:
在新学年的开始,我很高兴又看到你们来继续参加我们的讨论。去年我给你们讲了用精神分析来解释失误动作和梦的方法。今年我想使你们对有关神经症现象有所了解。你们将会看到,神经症现象和梦及过失两者都存在着很多共同之处。但我必须首先警告你们,我不会让你们再和我保持像去年一样的关系了。那时,我每前进一步,总是先征求你们的同意;我和你们一起讨论了很多,并且对你们的反对总是做出让步——实际上,我承认你们的“共同感觉”常起决定的因素。可是,现在我们不可能再这样了,理由很简单,过失和梦都是你们所熟悉的现象,可以说你们有很多的经验或可以很容易地获得和我一样多的经验。然而,神经症现象这个领域对你们来说是陌生的;你们自己不是医生,除了我要给你们所讲的之外,你们没有获得这方面经验的其他途径;如果你们对这方面的材料不熟悉,再好的判断能力又有什么用呢?
但是,你们不要以为我的警告意味着我要给你们以教义式的演讲,并且只许你们无条件地接受。这样一种误解将阻碍你们的进一步的学习。我不想让你们迷信,我只想激起你们的思考,并且打消你们的偏见。如果由于缺乏有关材料的知识,你们不能做出判断,那么,你们暂时不必相信,也不必拒绝。你们应静静地听讲,让我所讲的东西对你们发挥作用。信仰是不容易获得的,如果你们很快获得,它们不久就会失去其价值,并且没有抵抗力。只有像我这样对这种材料研究过多年,并从中获得一些同样新的和令人吃惊的经验的人,才有权对这些问题表示信仰。然而,在学问上,这些轻信,这些突然转变,这些即刻的反对又有什么好处呢?难道还不清楚“一见钟情”的爱源于一种很不同的情绪作用吗?我们甚至不需要我们的患者将其对精神分析的事实的信仰带入到治疗之中,或坚持下去,这样一种态度时常引起我们的怀疑。我们发现最需要的态度是合理的怀疑主义。因此,你们也应努力允许精神分析的见解伴随着一般的或精神病学的见解,默默地在你们内心发展起来,直至找到机会使两者相互影响、相互竞争,以形成某种结论。
<!--PAGE 12-->另一方面,你们也不应该认为我所讲的精神分析观点是一种推测系统。相反,它是经验的——不论是直接的观察表达,或者是根据这些观察而得出的结论。这些推导出来的经验是否适当和合理,那要看这门科学的进一步发展情况而定。而实际上,我毫不夸张地说,经过了近25年的研究,现在也算是上了年纪了[224],这些观察是专心致志和详细钻研的结果。我时常感到我们的反对者不愿意讨论这个理论的起源,就好像是他们认为这个理论只来源于主观决定,所以别人可以任意地指责。我们的反对者的这种行为,我是完全不能谅解的。这可能是由于这样的事实造成的:作为医生时常很少与神经症患者联系,并且很少注意到他们的讲述,以至于不能想象出从他们的说法中可能获得有价值的东西。我借此机会向你们保证在这些演讲当中,我将不涉及相反的观点,尤其是个人的。我从不相信“辩论是真理之源”这句话。我认为它来自于古希腊诡辩派的哲学,而诡辩派就错在过分夸大辩论的价值。相反,在我看来,所谓科学的论辩,从总体上来说则是没有多大效果的,更不用说论辩几乎总是各持己见的这个事实。几年前,可以说我生平第一次从事过一次正规的科学争论——对手是一位工作人员(慕尼黑的洛温费尔德)。[225]最后,我们成了朋友,我们至今仍是朋友。我很久没有再重复这样的实验,因为我不敢保证争论的结果会是同样的。[226]
现在,我这样公开地拒绝讨论,你们肯定会认为我太固执己见,而且太不虚心。我想这样回答:在人们通过艰苦的工作而获得信仰的时候,他同时就获得了某种权利来顽强地保持这种信仰。
我认为在工作过程中,我曾在某些重要的地方修改过观点,用新的观点改变它们,替换它们——当然,每次修改,我都会让公众知道。可这种坦诚得到了什么结果呢?一些人不顾我曾做过的自我修正,至今仍继续批评我原来的假设,而这些假设对我来说很久以前就已不再具有同样的意义了。还有其他一些人则批评我善于变化,并认为我不值得他们信赖。当然,屡次改变观点的人是不值得信赖的,因为他最新修改了的假设也许仍然难免是错误的;但是努力坚持己见的人,或不愿很快让步的人,则必定被认为是固执而不虚心的!面对批判者们的这些矛盾的反对意见,除了仍然保持己见并按照自己判断行事之外,人们还有什么办法呢?我决心这样做,我仍将根据我新近的经验的需要,来不断地修改或撤销我的任何理论,但是根据我的基本发现,现在还不觉得有什么地方需要改动,并且也希望这在将来仍然是正确的。[227]
<!--PAGE 13-->因此,我现在给你们讲解有关神经症现象的精神分析观点。这样做,为了类推或对比,最好的方案似乎是一开始就与我们已遇到过的这种现象相联系。我先来讲一下症候性动作(syptoatic a),在我咨询时,常可以看到许多人表现出这种症候。一些人来我们的咨询室,用15分钟的时间向我们叙述他们多年的痛苦,我们这些分析者并不轻举妄动。医生会说:“没什么病。”并建议说:“你应接受点水疗法(hydropathic treatnt)。”而分析者拥有更深入的知识,使之不会有这种表示。有人问我的一个同事,他是如何对付那些咨询患者的,他耸耸肩说:“我罚他们用很多的钱来赔偿时间损失。”因此,当你们听说即使是最忙碌的精神分析者也没有很多的病人咨询时,你们不会感到吃惊。我在我的候诊室与咨询或治疗室之间设有两个门,并装衬了粗纺呢。这种布置的目的是显而易见的。现在时常发生的情况是,当我把一个人从候诊室带入咨询室时,他往往忘记关门,并且时常是让两扇门都开着。我注意到这一点,就很不友好地让他回去,重新把门关上——即使是一位绅士,或一位时髦的女士。这可能给人以傲慢的印象。我有时在弄明白这个人自己根本不能关门时,也会认识到自己的这种要求是一种误会。而当和他一道的人能帮他做这一切时,我还是感到很高兴的。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我是正确的,因为不论是谁这样做,将医生的候诊室和咨询室之间的门开着不关,那么他是行为习惯很差的人,并且应受到不友好的对待。但在你们听完我的演讲之前,请不要误会这一点。因为部分患者的这种粗心大意只发生于只有他一人在候诊室的情况,他才因此不关门,如果有其他陌生人在那里和他一起候诊,这种情况就不会发生。在这后一种情况中,他很清楚地知道为了他自己的利益,在他与医生谈话时,最好不要让他人听到,这样他就不会忘记把两个门都关好。
这样,患者的疏忽既不是偶然的,也不是无意义决定的;并且它也确实不是无关重要的,因为,像我们所看出的一样,它会影响到新来者对待医生的态度。这样的患者是许多渴望世俗权威的人中的一员,他想要被推崇。他可以用电话安排一个他最方便的时间见面,他想象有许多人在寻求帮助的情景,就像欧战时杂货店外面所看到的情景[228]一样。而现在他来到一个空候诊室,并且室内布置得很朴素,不免会感到失望。他认为医生应该对这种失敬负责:所以——他不去关候诊室与咨询室之间的门,他用这种行动向医生表明:“呸!这里现在没有别人,我在这期间恐怕不会有人来这里。”如果他的这种想法在开始时不受到打击,咨询期间他可能会表现得同样无礼和放肆。
<!--PAGE 14-->对于这个小的症状性行动的分析不能告诉你们任何新的东西:(1)这种动作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动机、有意义和有意图的;(2)这种动作在可指定的心理背景中具有一定的位置;(3)这种动作通过小的线索可以提供更重要的心理过程的信息。但是,除此之外,发生这种动作的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个动作,因为留下两扇门不关的任何一位患者都不会承认他想要以此来表示其轻蔑,他们中的一些人可能还记得在他们进入空的候诊室时那种失望的感觉。但是在这种印象和症状行动之间存在着联系,这当然仍然不为他们的意识所知。
除了对一个症状行动所做的这个小分析之外,我们现在还要举一个对一位患者进行观察的例子。我选择这样一个例子,一方面是因为它使我记忆犹新,另一方面是因为它比较简单便于叙述。
然而这种叙述中,也有许多细节是必不可少的。
一位年轻的军官休假在家,请我给他岳母治病,这位老妇人尽管家庭环境很幸福,但她却以一种很无聊的想法使自己和家属生活得很苦恼。这样,我认识了这位保养得很好的53岁的妇人,她性情友善而诚实,她坦率地给我讲了个大工厂的经理。她说丈夫对她恩爱备至。他们已经结婚30年,从来没有发生任何烦恼、争吵或嫉妒。她的两个孩子已幸福地结婚,她丈夫尽职尽责却仍不愿退休。一年前,她接到一封匿名信指控其丈夫正和一位年轻女子相爱,她信以为真,从此以后她的幸福生活被毁坏了。事件的起因更详细地说是这样的:她曾经雇了一位女仆,她们时常亲密无间地谈很多话题。这个女仆有一女友,和这位女仆相比出身虽不高贵,但在生活上却比较幸运。她努力获得一种商业训练,并进入工厂,而没有去当女仆,由于男职员服兵役去了,缺乏人手,结果她就被提升到一个待遇优厚的职位上。她现在住在工厂里,与所有的男士都有一些社会关系,她因此被称为“女士”(Fr?ule)。这样,那位在生活中很少成功的女仆当然就想要给她这位原先的同学捏造很多罪状。一天,老妇人与这位女仆谈论起一位来访过的男士。据说这位男士没和妻子住在一起,却与另一位女士同居。这位老妇人不知道这是怎么发生的,但却突然说:“如果我知道我亲爱的丈夫也有这样的事情,那真是太可怕了。”第二天,她收到邮局送来的一封匿名信,就好像是变戏法一样,信中告诉她的正是这种信息,信的字迹是伪造的。她断定这封信可能是不怀好意的女仆所为,因为信中说她丈夫的姘妇正是那位女仆所痛恨的女人。尽管这位老妇人立刻识破其骗局,她还是深受刺激,终于因这封信而得病。她变得十分地激愤,立刻把丈夫叫回,并大加责备。她丈夫大笑,否认此事,并把此事处理得很好。他找来一位家庭医生(也是一位工厂里的大夫),这位大夫努力安慰这位不幸的老妇人。他们所做的第二步行动也很合理。立刻解雇了女仆,而不是那假定的姘妇。从此以后,患者(老妇人)多次考虑了这件事,似乎不再相信这封匿名信的内容。
<!--PAGE 15-->但不久,只要她听到有人提及这位年轻女子的名字,或在大街上遇到她,就会重新引起她的不信任、痛苦和责备。
以上是这位老妇人的病史。和其他神经症相对照,不需要很多的精神病学的经验就可以知道:
她在叙述她的症状时太心平气和了——显然她是在掩饰,她从未真正忘却那封匿名信的内容。
那么精神病学者对于这种病例究竟采取什么态度呢?我们已知道他如何对待未关咨询室门的患者的症状行动。他说这只是一个偶然事件,没有心理学上的兴趣,所以他认为对此不必进一步研究。但这种态度则不能用于对待那种爱妒忌的妇女的病。这种症状行动似乎是无关紧要的;
但症状本身却应引起我们的重视。它由强烈的主观上的痛苦感受伴随,并且作为一个客观事实,它直接威胁到家庭生活,这样,它又无疑会引起精神病学的兴趣。精神病学者开始努力给这种症状赋予一些基本的特征。那折磨着老妇人的观念本身不能说是荒唐的;确实,年老的丈夫有可能与那年轻的女性发生关系。但有其他一些荒唐的东西,是很难理解的。患者除了匿名信中所讲的内容外,没有其他理由来证明她亲爱的忠实的丈夫也曾属于这一类人,显然不能算是普通的一类。
她知道这类材料没有证据,并且她能够给出其来源的一种满意解释。因此,她应告诫自己没有根据的妒忌,她也确实这样告诫过自己。尽管如此,她仍然好像认为真有此事而深感痛苦。这种观念不基于现实的逻辑论证,它被通称为“妄想”(desions)。那么这位老妇人的痛苦则来自于“妒忌妄想”(desions of jealoy)。这无疑是这种病例的基本特征。
在这第一个观点确立之后,我们的精神病学的兴趣变得更为浓厚。如果一种妄想通过与现实的比照而未得到去除,那么无疑它便不是来源于现实。它来自于别的什么地方呢?有各种各样内容的妄想:为什么在我们的例子中特别以妒忌妄想为内容呢?哪种人才产生妄想,尤其是妒忌妄想呢?我们想要听一下精神病学者对此如何解释,但在这一点上,他仍不能使我们明白。他只讨论了我们所询问的很多问题中的一个。他要探查这个老妇人家庭史,并且给我们的回答很可能是:
“如果一个人其家族史中曾发生类似的或其他的精神错乱,那么他本人也会产生妄想。”也就是说,如果这位老妇人有妄想发生,那么她具有引起这种妄想的倾向。无疑这句话有一定的道理,但难道这就是我们所想要知道的一切吗?难道这是引起这种疾病的唯一原因吗?难道我们同意假定发生这种妄想而不发生另外一种妄想这一事实是无关紧要的,或任意的,或不可解释的吗?
<!--PAGE 16-->我们应认为遗传素质倾向也产生消极的影响——而不管老妇人一生遇到过何种经验和情绪,她最终不免在此时或彼时会出现这种妄想吗?而我给你们的回答则是:“他是一位以吹牛骗人的流浪汉。”精神病学者根本不知道如何来解释这样的问题。她尽管有丰富的经验,也只能满足于诊断和预测其将来的变化。
那么,精神分析能在此有所作为吗?是的,当然可以。我希望能够向你们表示,即使像这样难以理解的病例,精神分析也可以有所发现,从而使初步的了解成为可能。首先,我想让你们注意这难以理解的细节:患者自己招来了那封支持其妄想的匿名信,因为她前一天曾对那位狡诈的女仆说,如果她丈夫与一个女人私通,就会引起她的极大的痛苦。这样,她最初使那位女仆产生了送匿名信的念头。这样,这种妄想独立于这封匿名信而存在,它早已以害怕的形式存在于患者的自身——或以愿望的形式。现在再让我们看一下仅仅两个小时的分析而发现的各种迹象。患者确实表现得很不合作,在她告诉我她病情的经过后,再问她一些更进一步的思想、观念和记忆时,她说没有发生什么事,她已把一切都告诉我了。两小时后,分析被迫中断,因为她说她已经感觉良好,并且肯定这种病态的想法不会再发生了。当然她这样说,一是出于抵抗,二是害怕进一步分析。然而,在这两个小时的分析中,她曾说过几句话,使我们不仅有可能,而且确实也很有必要做出一种特殊的解释;
这种解释揭示了她的妒忌妄想的根源。原来她对那位劝她到我这里诊断的女婿情有独钟。当然,她自己一点也不知道,或许只知道很少一点这种爱。处于这样一种家庭关系之中,她的迷恋易于被表现为无害的慈爱所隐藏。根据我们各方面的经验,不难使我们推断出这位53岁的好太太、好母亲的心理。这种爱,是怪异的、不可能的,不可能出现于意识之中,但它仍然存在,即使它处于潜意识之中,它仍然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压力。这种压力既已产生,就必须寻求解脱,而最容易的解除法就是通常造成忌妒的移置作用的机制。如果不仅她这位老妇人与一位年轻的男子相爱,而且她的丈夫也与一位年轻女子私通,那么她就可以为自己的不忠实寻求到良心上的解脱。所以她对丈夫不忠实的幻想乃是对自己病痛伤痕的一种安慰。她自己的爱,她并未意识到,但由于妄想给她提供了种种便利,她的私爱在妄想中的“反影”(irror-refle)便成为使其烦恼的意识和妄想。任何对它的指责当然都无效,因为这些指责只指向这种反影,而不是针对那强有力的、而且深藏于潜意识之中的原物而来的。
<!--PAGE 17-->现在让我们把精神分析对于此病的解释所取得的结果总结一下。尽管这种分析是简短的,并且受到阻止的,但它还是有助于我们对这个病例的理解——当然,我们假定所收集的材料都是真实的,你们对此也不必怀疑。第一,这种妄想不再是荒谬的或不可理解的了;它具有意义,具有合理的动机,并且它与患者的情感体验背景相吻合。第二,这种妄想是必要的,它是对我们从其他线索推断出潜意识心理过程的一种反应。而且妄想之所以称为妄想,以及它对现实的和逻辑的开端的抵抗,都是由于它和潜意识心理过程有这种特殊的联系。妄想来自于欲望,是一种**。
第三,这种妄想更准确地说是一种妒忌妄想,而非另一种事实,这显然是由致病的经验而决定的。[229]你们当然记得:前一天,她曾对不怀好意的女仆说,如果她丈夫不忠实,那对她来说是最可怕的事情。你们也不会忽视在这个病例和我们所分析的症状行动之间存在着两个重要的相类似之处——对症状意义或意图的解释,以及症状与这个情境中所涉及的潜意识欲望的关系。
这自然不能回答我们对于这个病例的所有疑问。相反,问题远远不止这些——一些还未解决,而另一些则由于特定的环境限制而不可能解决。例如,为什么这位婚姻幸福的老妇人会爱上自己的女婿?而且即使发生恋爱,也可有各种各样的托辞,为什么偏采用把自己的心事硬推向丈夫这种寻求解脱的方式呢?你们可能认为这些问题不必提起。我们已掌握了一些材料,可以回答这些问题。这位老妇人已到了更年期,这时妇女的性需要出现突然的和莫名的亢进,这一点就可以用于说明这个事件。或者更进一步说,她的忠实的丈夫几年来已不再具有让这位保养得很好的老妇人要求得到满足的性欲望。经验告诉我们,世上只有这种男人才会忠实,才会特别抚爱妻子,并且非常体谅她们的不安。再者,这位老妇人其变态的爱竟以女婿为目标也是一个重要的事实。对于女儿的**关系,往往可以转移到她的母亲,因为母女之间本来就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在这种联系中,我可以提醒你们,岳母和女婿的关系,从远古以来,被人类看作是一种有特别意味的关系,而且在原始人中,还产生一种强有力的禁忌调节和“避讳”(参见弗洛伊德《图腾与禁忌》,1912~1913)。这种关系往往超出文明社会正、反两个方面的标准的限制。这三个因素之中的哪个因素在起作用呢,或者是它们中的两个,或者也许三种都起作用呢?我确实不能告诉你们;
<!--PAGE 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