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1917
张爱卿 译
葛鲁嘉 校
张爱卿 修订
按语
本书是弗洛伊德代表作中最重要的著述之一。它由弗洛伊德1915～1917年两个冬季在维也纳大学讲授精神分析的讲稿组成。全书包括失误动作、梦和神经症等三篇，共分28讲。该书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地引导听众领会精神分析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前两篇内容假定听众没有精神分析的基础知识，通过对日常生活中失误动作的分析和对正常人的梦的探索，为听众奠定学习有关神经症问题的基础。第三篇神经症通论是弗洛伊德讲解精神分析的核心，他通过对各种神经症的全面分析，深入地阐述了这个十分困难的新课题的有关理论和方法。全书较为完整地反映了精神分析这门学科的实质和内涵，对于读者把握精神分析的精髓颇有价值。
英文版编者导言
这里采用的是斯特雷奇的一个新译本。
在弗洛伊德的全部著作中，或许除了《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外，本书是流传最广的一部。[1]
本书的另一特征是其中含有大量的印刷错误，如第2版就以附页的形式纠正了40处错误。但事实上，本书的印刷错误远不止这40处，而且在正文的不同版本中可以发现大量的细微变化。本译本根据的是《全集》，其正文与《文集》中的正文几乎完全一致。这里只对以前各版本中较重要的变化加以注释说明。
本书三个部分的实际出版日期很难确定。第一部分肯定在1916年7月末以前出版，因为弗洛伊德在1916年7月27日致萨洛美（Lou Andreas-Salo）的一封信中已提到它（见弗洛伊德，1960）。在这同一封信中，弗洛伊德也谈到，第二部分正在排印之中。第三部分可能是在1917年5月出版的。
在维也纳大学，一个学年分两个部分：冬季学期从10月到翌年3月，夏季学期从4月到7月。《精神分析导论》所包含的各讲，是弗洛伊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两个连续的冬季学期发表的，即1915～1916学年和1916～1917学年的冬季学期。[2]关于导致这些讲座出版的背景情况的详细说明，参见琼斯撰写的传记的第2卷（1955，第245页以下）。
虽然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新论》的序言中指出，他作为维也纳大学的教员只是一种“表面的关系”，但从他1885年被聘为维也纳大学讲师到1902年被晋升为副教授这个期间，他还是在维也纳大学讲了很多课程。这些课程的讲演均未作记录，虽然对它们的说明零星可见，如萨克斯（Hans Sachs，1945，第39页以下）、赖克（Theodor Reik，1942，第19页以下）以及厄内斯特·琼斯（Ernst Jones，1953，第375页以下）。弗洛伊德当时决定，讲完1915年秋季开始的这一系列讲座后，他就不再在维也纳大学讲课了。正是在奥托·兰克（Otto Rank）的建议下，他才同意将这些讲座付印出版。在前述《精神分析新论》的序言中，弗洛伊德说，这些讲座的“前半部演讲稿临时口授，事后立即撰写成文”，而“后半部系在萨尔茨堡度暑假时写就，冬季间逐字讲述”。他还指出，那时他“还有很好的记忆力”，因为不管他的讲稿准备得多么好，他的实际讲演不可能不脱稿。关于他的讲课方式有一个共同的反映，那就是他从不浮夸，总是语调平和，甚至像是促膝谈心。但我们切不可由此设想，他的课讲得乱而草率。事实上，他的每一次讲座都有清晰明确的形式——有引言，有主题，有结论——而且还给听众留下一个印象，即每个讲座都像是一个完美的整体。
有人指出（赖克，1942，第19页），弗洛伊德不喜欢讲课，但这很难令人相信，这不仅因为弗洛伊德在他的一生中讲过很多课程，而且因为在他实际出版的著作中，有相当大一部分都是以讲稿的形式完成的。对这种矛盾情况有一个可能的解释。分析表明，在他出版的著作中，大凡解释性的著作，主要以讲稿的形式出现，如早期关于《癔症的病因》（1896c）讲稿，稍后的《论心理治疗》（1905a），当然，还有后来在美国发表的《精神分析五讲》（1910a），以及这里所讨论的《精神分析导论》系列讲座。但除此之外，在多年以后，当他出版《精神分析新论》（1933a）以图对他的观点的后期发展做一阐解时，不知出于何种缘故，他也把它写成讲座的形式，而《精神分析新论》的内容却从来没有以讲座的形式在课堂上讲过。所以，以讲稿的形式作为发表见解的写作方法，显然对弗洛伊德富有吸引力，但这要从属于一个特殊的条件，即他必须与真实的或假设的听众有着活跃的接触。本书的读者将会发现，弗洛伊德总是保持着这种接触——他总是把各种反对意见写成是听众提出来的，书中还描写了大量发生于他和听众之间的假想争论。事实上，他把这种表达观点的方法推广应用于其他一些著作，而这些著作根本就不是讲座的讲稿，如《非专业者的分析的问题》（1926e）和《一个幻觉的未来》（1927c）的绝大部分都是以发生在他和某一批判性听众之间的对话形式写成的。也许和某些误解相反，弗洛伊德完全反对以权威和教条的方式提出他的观点。他在本书的某个地方（第431页[3]）对他的听众说：“关于这个问题我不想直接告诉你们，而想让你们自己去发现。”弗洛伊德从来不压制反对意见，而是使之公开并加以考察。这实际上不过是精神分析技术本身所具有的特征的一种扩展而已。
《精神分析导论》可以公正地被认为是弗洛伊德的观点大全和精神分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状况。其时，阿德勒及荣格与弗洛伊德的分离已成过去的历史，自恋概念亦已过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狼人”个案史也已于1915年秋以前完成（其中只有两个段落是后加的），尽管它的出版是后来的事。探讨基本理论的有关“心理玄学”的系列论文亦已于数月前写就，虽然其时只发表了3篇（在1917年冬以后又完成两篇，但另外尚有7篇却不知去向）。所有这些活动，当然也包括有关精神分析的讲演，都得益于因战争而造成的临床工作的萧条。这里显然形成了一个分水岭，而且时间似乎停滞了。但事实上，弗洛伊德此时正在酝酿一些新的创造性观念，这些观念预示了《超越快乐原则》（1920g）、《群体心理学与自我的分析》（1921c）和《自我与本我》（1923b）。当然，其间界限不可能划得十分明确，例如，“强迫性重复”观念（274页）的线索早已存在，对自我（ego）进行分析的开端亦很清楚（第422页和第428页），而由于“潜意识”一词的多重意义的困难（第227页注①），则逐步导致一种新的、对心灵的结构性说明。
虽然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导论》前言中谦逊地说这些讲演缺乏新意，但无论是谁，不管他如何熟悉精神分析文献，都不必担心它们会枯燥无味，也不必顾虑能否从中发现大量在别处发现不了的新观点。弗洛伊德在前言中指出，只有关于焦虑（第25讲）和原始幻想（第24讲）的材料是新材料，但实际上新材料决不限于这些。第10讲关于象征的概述也许是他所有关于象征论述中最为完备的；他对梦的形成的概述从没有像本书第14讲中说得那么清晰；第20讲和21讲中对有关性变态的理解亦比先前更深入；而且，在最后一讲对精神分析治疗过程的分析，是任何其他地方的分析都无法与之相媲美的。即使是那些看似老掉牙的论题，如变态及梦的机制等，本书都从意识不到的方面加以研究，而且给予清晰的说明。《精神分析导论》如此流行，实当之无愧。[4]
序 言
我在此为公众所提供的题为《精神分析导论》一书，并非是要对抗该知识领域中现有的一般论述，例如，黑奇曼（Hits，1913）、普费斯特（Pfister，1913）、卡普兰（Kapn，1914）、里吉斯和海森那德（Régis and Hesnard，1914），以及迈尔（Meijer，1915）的有关论述。这一卷是我在两个冬季（1915/1916和1916/1917）对两种性别的医生和一般听众所进行的演讲（在大学里）的忠实再版。
这本书可以引起读者注意的任何特色都可通过它所形成的条件而得到说明。在演讲中，我不能保持对一种科学论题的平静。相反，演讲者的职责是要在几乎两个小时的时间里保持听众的注意力。
演讲时的需要使之不可避免地要重复论述某个特定的论题——例如，它可能在涉及梦的解析时出现，随后在涉及神经症的问题时再次出现。这样安排材料的结果，使某些重要的论题（如潜意识）无法单独加以详尽的讨论，不得不重复多次地捡起、放下，直到有新的机会时再补充一些有关它的进一步的内容。
那些熟悉精神分析文献的人将会发现，这个“导引”中的内容，他们从其他很多更为深入详尽的出版物中大都已有所了解。然而，圆满结束和总结这个主题的需要迫使作者在某些方面（焦虑的病因学和癔症妄想狂）公布一些他已保密至今的材料。
弗洛伊德维也纳，1917年春
第一篇 失误动作
第1讲 绪 论
女士们，先生们：
我不知道你们各自从阅读或传闻中已经获得了有关精神分析的多少知识。不过我的讲题是《精神分析导论》，我不得不假定你们对此论题一无所知，因而需要一些初步的知识。
然而，我可以假定：你们知道精神分析（psyalysis）是治疗神经症患者的一种方法。这里我可以通过例子来说明，在这种治疗中采用了许多与其他医疗方法不同，甚至相反的方法。在别的地方我们给病人引入一种对他来说是全新的治疗技术时，我们通常掩饰它的不利，并使病人相信这种治疗的成效。我认为这个办法很对，因为这样做可以增加成功的可能性。但是，在我们对神经症患者进行精神分析治疗时，我们并不这样做。我们向患者指出这种方法的困难：这种方法的疗程长，它还需要患者的努力和奉献；而对于它的疗效，我们告诉患者我们不能确定，这依赖于患者自己的行为、他的理解、他的适应性和他的忍耐力。当然，我们对这种显然是反常的做法有充分的理由，以后你们也许会明白这些理由的。
如果说我在演讲的一开始就把你们当作神经症患者对待，那么，请你们谅解。我劝你们下一次还是不来做我的听众为好，因为我只能告诉你们精神分析方面的教学肯定是不完整的，以及你们自己在形成对精神分析的判断过程中存在什么困难。我要使你们认识到，你们先前的教育和你们所有的思想习惯的倾向性是如何迫使你们反对精神分析的；为了减小这种本能的抵制，你们必须怎样努力来战胜自己。当然，我不能预言你们从我的演讲中能获得多少对精神分析的理解。但我敢保证：通过听讲你们学不会如何进行精神分析探索，或者如何进行精神分析治疗。然而，如果你们有人不满足于对精神分析的肤浅了解，而要与精神分析结下不解之缘，那么我不仅不鼓励他这样做，而且实际上还要予以警告。因为就目前的情况来说，选择这样的职业会毁掉他在大学里可以拥有的成功，并且如果他开始成为一位开业医生，他就会发现自己所处的社会并不理解他的努力，不信赖他、敌视他，并把社会中隐匿的所有邪恶都冲着他。从目前欧洲战争的流毒，你们也许可以推断出会有多少的邪恶。
然而，尽管有这些不利之处，仍有许多人受到一种新知识的吸引。如果你们中有些人属于这类人，虽然受到警告却禁不住出现在我的下一次演讲课上，当然不胜欢迎。不过，你们都有权利知道我所指出的精神分析的困难的性质。
我首先谈一下精神分析的教学和训练问题。在医疗训练中，你们习惯于看到事物。你们看到解剖的标本，化学反应的沉淀物，神经刺激导致的肌肉收缩。随后，你们用感官来为病人诊断：
他们患病的症状，病理过程的产物，甚至是许多情况下的隔离中的疾病的影响。在外科，你们可以亲眼目睹解救病人的一些积极的措施，并且你们可以自己去尝试。甚至在精神病学中，病人表现出的表情变化、语言和行为方式，提供了大量的给你们留下深刻印象的观察事实。这样，医学教师主要扮演指导者和说明者的角色，他们陪你们一起参观博物馆，而你们通过自己的知觉和所展出的对象发生直接的接触，并使自己确信新事实的存在。
精神分析则全然不同。在精神分析的治疗中，除了患者和治疗者之间的言语交流之外，别无其他。患者不断地讲，说出他过去的经验和目前的印象，诉苦并坦白他的愿望和他的情绪冲动。医生则只是静听，试图引导患者的思想过程，规劝并迫使他的注意朝向某些方向，向他进行解释并观察他由此而引起的理解或拒绝的反应。病人的没有受过训练的亲戚只对可看到的和可触到的东西，以及宁可是在电影中看到的那种动作留有深刻的印象，他们对“只通过谈话就能治疗疾病”无不表示怀疑。当然，这是短视的和不合思想逻辑的。这些人同时也相信这些患者是“纯粹地想象”他们的症状。话语和巫术最初本是一回事，并且在现代，话语仍具有许多古老的魔力。通过话语，一个人可使另一个人无比的快乐，或使他充满失望。通过话语，教师可向学生传授知识；通过话语，演讲者可吸引听众，并左右他们的判断和决策。话语引起情感，并常被用做人们之间相互影响的工具。
所以，我们不应轻视在心理治疗中使用话语，并且如果能听到分析者和患者的对话，我们应感到高兴。[5]
但是，我们根本无法听到对话。精神分析治疗的对话是不许旁听的，它不能被证实。当然，在精神病学的讲座中，我们可以向学生介绍一些神经衰弱或癔症的患者。但患者只叙述他的病情和症状，而不会涉及其他。只有在患者对医生有一种特殊的情感联系的条件下，他才能畅谈分析者所需的东西。在他看到有一个与他无关的人在场时，他会变得沉默无语。因为这些东西涉及他最隐秘的精神生活，作为一个社会上独立的个人，他必须对他人有所隐瞒。不仅仅如此，作为一个纯一的人格，有些东西连他自己也不愿承认。
所以，在精神分析治疗时，你不能成为一位听众。你只能被告知，严格地说，你只能靠道听途说来了解精神分析。这种间接接受讲授的结果会使你感到形成自己的判断十分困难。这显然主要依赖于你对提供资料的人所能给予的信任。
让我们暂且假定你们正在听历史演讲而不是精神病学（psychiatry）演讲，而且演讲者正在讲亚历山大大帝的生活和军事事迹。你们靠什么理由相信他所报告的是真实的呢？一眼就可看出，这种情况甚至赶不上精神分析的可靠性，因为历史教授和你们一样，也都没有进入过亚历山大的军营。精神分析者至少可以告诉你们他自己曾参与过的事情。但在适当的时候，我们可以证实历史学家所告诉你们的东西。他可以叫你们参考迪奥多罗斯、普鲁塔克、阿利安等古代作家的报告，他们或者与提到的事件同处一个时代或者至少是比较靠近。他还可以请你们看保存下来的钱币和国王塑像的复制品，并且他可以向你们展示庞贝人的有关伊索战争的镶嵌画的照片。然而，严格地说，所有这些证据只能证明，早几代的人已确信亚历山大的存在，确信他的事迹的真实性，而你们对此也许又要进行批评，你们会发现有关亚历山大的报告并非都是可信的，或者并非都能在细节上加以证实。然而，我敢说你们不会由于怀疑亚历山大大帝的真实性而离开教室。你们的决策基本上是受以下两点考虑的制约：首先，演讲者没有可以想象出的动机，来硬要你们相信他自己都不认为是真的东西。其次，所有的史书基本上都是以同样的方式描述这些事件。如果你们要继续考证更古老的记载，你们也会把同样的因素考虑在内：提供资料者的可能的动机和见证人彼此的一致性。
你们的考证结果无疑将再次证实亚历山大的情况，但对于摩西和尼罗特这些人物也可能出现不同的情况。随后，你们将有机会弄清你们对精神分析报告人的可靠性所抱有的疑虑。
你们将有权提出另外的问题。如果精神分析没有客观的证据，又不能证实它的可能性，那么人们如何学习它，并相信它的假设的真实性呢？当然学习精神分析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并且恰当地学习它的人又寥寥无几。但要学习精神分析仍然是有可行的方法的。一个人可以通过研究自己的人格来自学精神分析。这与所谓的自我观察不完全一样，不过，在必要的情况下，它也可以归于其中。在受过一些技术方面的指导之后，有许多日常的和普遍熟悉的心理现象，可以成为自我分析的对象。通过这种方式，一个人就会获得对精神分析所描绘的真实过程以及对精神分析观点的正确性所需的信任感。然而，由这种方法所取得的进步是有一定限度的。如果一个人想要取得更大的进步，他可以在有实际经验的分析者指导下进行自我分析，体验自我分析的效果，并且可以找机会去学习掌握分析者微妙的技术。当然，这种好的方法只适合于单个人，而不适合于整个班级的学生。
精神分析的第二个困难在于你们与它的关系。女士们，先生们，我必须使你们自己对它承担责任，至少现在你们已成为医学方面的学生。你们的早期教育已使你们的思维产生了某种特殊的倾向，这使你们远离精神分析。你们受到的训练在于为有机体的机能及其失调寻找解剖学的基础，用物理的、化学的方法来解释它们，并用生物学的眼光来看待它们。但是，你们的兴趣从不稍稍指向精神生活，毕竟在精神生活方面复杂的有机体达到其最高成就。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思想的心理方式对你们来说仍然是陌生的。你们已习惯于怀疑它们，拒绝它们的科学特性，并且把它们交给门外汉、诗人、自然哲学家[6]以及玄学家（ystics）。这种局限无疑会有害于你们的医疗活动，因为作为所有人类关系中的规则，你们的患者首先展示的是他们的心理面貌（ntal facade）。你们本来轻视那些江湖术士和巫师，可是又不得不让这些江湖术士和巫师们收到一部分你所寻求的疗效。[7]
我们不得不接受你们教育中的缺陷之处，我知道那是有情可原的。因为你们在学校里没有哲学的附属学科可以为你们的医学目的提供服务，没有在大学里所开设的思辨哲学、描述心理学以及所谓的实验心理学（它和感官生理学紧密相联），来帮助你们认识身心之间的关系，或为你们了解心理机能的可能的失调提供指导。医学中的精神病学固然专门描述各种心理障碍（ntaldisorders）并把它汇集成临床经验本体。但在某些时候，就连精神病学者自己也怀疑他们的这些纯粹的描述性假设是否可以称得上科学。对这些临床经验本体所包含的各种症状的起源、机制以及相互关系还是一无所知。在大脑的解剖构造中没有可观察到的变化与它们相应，或者这些变化无法解释它们。只有当这些心理失调被看作器质性疾病（anic disease）的间接结果时，才有治疗的可能。
这是精神分析所要填补的空缺。精神分析试图给精神病学提供它所缺乏的心理学基础。它希望为理解身心障碍发现一种共同的基础。要实现这个目的，精神分析必须放弃各种成见，无论是解剖学的、化学的或是生理学的，必须全部运用纯粹心理学的观念来操作。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想，在你们开始时，会感到很生疏。
第三个困难并不是由于你们的教育或你们的心理态度引起的。精神分析有两个假设触怒了全世界，并使之不受欢迎。其一是冒犯了理性的成见，其二是冒犯了美育或道德的成见。我们不应太轻视这些成见，它们很有势力，这些人类发展的沉淀物是有用的和基本的。它们通过情绪力量而存在，与它们斗争是很困难的。
精神分析所提出的第一个令人不快的主张是：心理过程自身是潜意识的，并且整个心理生活只有某些个别的活动和部分才是意识的。[8]你们知道，我们反而习惯于把精神的东西当作是意识。
我们把意识仅仅看作是心理的确定的特征，并且把心理学当作是研究意识的内容。这种看法是如此明显，任何对立的观点都会被认为是胡说。然而，精神分析又难以避免这种对立。它不能接受心理的即意识的提法。[9]它把心理定义为情感、思维及愿望等的过程，并且它坚持认为存在着潜意识的思维和未领悟的愿望。这种主张一开始便失去了那些清醒的有科学头脑者的同情，而被怀疑为想要故弄玄虚和浑水摸鱼的荒谬巫术。但是，女士们和先生们，你们当然不易了解我为什么把“心理的即意识的”说法视为偏见。你们也无法推测，什么样的发展可以导致对潜意识的否认——假如这种东西真的存在——以及这种否认具有什么好处。于是，心理生活是否和意识同范围或超出于意识的范围之外，这种争论就像是一种空洞的文字之争。但是，我可以向你们保证，存在着潜意识心理过程的假设为人类和科学的一种决定性的新取向铺平了道路。
你们还未能了解精神分析的第一个命题和第二个命题之间的密切关系，我们现在来叙述第二个命题。这第二个命题也是精神分析的创见之一，它主张被描述为性的本能冲动——包括广义的和狭义的——都是神经性疾病和心理疾病（nervo and ntal diseases）的重要起因。进一步讲，正是这些性冲动为人类精神最高度的文化、艺术和社会创造作出了不可低估的贡献。[10]
在我看来，人们对精神分析研究结果的反感才是精神分析所遇到的抵抗的最为重要的根源。
你们愿意听我如何解释这种事实吗？我们相信，文明是在生活要求的压力之下以本能的满足为代价而创造的；并且我们相信，文明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不断地重新创造的，因为新进入人类社会的每一个体重复地为公共利益而牺牲其本能的满足。而在所利用的本能力量中，性冲动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这个过程中它们得到升华，这也就是说，它舍弃性的目标，而转向其他的较为高尚的社会目标。但这种安排是不稳定的；性冲动不易控制，并且参与文化事业的各个人都不免有受性本能反抗的危险。社会相信，性本能一旦被解放，并且回复到它的原始目标，文明将会受到极大的威胁。[11]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社会不愿意知道它的基础有这个不稳定的部分。社会对识别性本能的力量或证明**对个体的重要性不感兴趣。相反，出于教育的目的，关于性的问题，就完全避而不谈了。这就是为什么不能容忍精神分析的研究结果，而宁愿将它视为丑恶的、不道德的或是危险的。但这种异议并不那么有效，因为精神分析的结论可称为科学研究的客观结果。如果矛盾公开的话，它必须有相当的理由。人们天生具有把不合意的事实看作虚妄的本性，并且很容易地找出论据来反对它。这样，社会把它所不能接受的东西看作是不真实的。它用逻辑的和事实的论据来诋毁精神分析的真实性，但这些证据是以情绪为根源，并且坚持这些异议使之成为偏见，不允许任何推翻这些偏见的尝试。
然而，女士们，先生们，可以说维护这个有争议的论题，我们并没有什么图谋。我们只想表达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相信自己通过艰苦劳动的所得。我们还坚持认为，在科学研究的范围之内，不必照顾到个人实际上的成见，不论他们强加给我们的成见是否有理由。
以上是你们开始对精神分析感兴趣时所面临的一些困难。对一个初学者来说，它们也许太多了。但如果你们能够克服这些困难对你们所产生的影响，我们将继续下去。
第2讲 失误动作
女士们，先生们：
我们以调查研究而非以假设开始。我们选择那些很普通的、很熟悉的、却很少受到关注的现象，这些现象在一般健康人身上也能看到，而与疾病无关。它们就是所谓的“失误动作”（parapraxes）[12]，人们往往易于发生这种失误动作。例如，一个人本来想说一件事，却用错了词［这叫作“口误”（slip of the tongue）］，或者他可能在写作时犯同样的错误，他可能注意到或注意不到他写了些什么；或者一个人在阅读印刷品或手写稿时，将其所看到的东西读错［这叫作“读误”（a isreadg）］；或者他听错别人对他所讲的话［这叫作“听误”（aishearg）］。当然，这里假定他的听力没有器质性的病变。这种“口误”、“读误”、“听误”属于第一组失误动作。第二组失误动作现象是遗忘（fettg），当然这种遗忘是暂时的而非永久的。这样的人也许一下子记不起他所熟悉的就在嘴边上的一个名字，或者他可能忘记要去做某事，尽管后来他又记起来了，而只是在那个特定的时刻忘了。在第三组失误动作中，并没有这种暂时的特点，如“误放”（isyg）的情况，一个人把某件东西放到某处，却再也找不到了，或极为相似的情况是“遗失”（lossg）。这里我们有一种遗忘，它不同于其他种类的遗忘；我们对于这种遗忘感到惊奇或懊恼，而不是可以理解。除了以上这些之外，还有一些特殊的失误，它们具有暂时的特点。例如，我们只在某一时刻相信某事是这种情况，而在此之前和这之后则知道它并非如此。我们还知道名目繁多的诸如此类的现象。
这些失误动作彼此都有内在的联系，在德文中，它们都以“Ver”音节开始。它们大都是不重要的，多半是暂时的，并且它们在人类生活中不具有重大的意义。例如，丢失某种物件，实际上没有什么重要。正是由于这种原因，它们很少受到关注，也引不起更多的情绪等等。
我现在要把你们的注意力转向这些现象。你们也许会不耐烦地反对：“在广袤的[13]宇宙里和在小一些的我们的心灵中有许多的大问题，在精神错乱领域中也有诸多的奇妙的事情，它们都需要并且值得重视，对这些无关紧要的过失花费精力，实在是太无聊了。如果你能够使我们明白，为什么一个耳聪目明的人在白天可以看见或听到根本不存在的东西，为什么一个人突然认为自己正在受到他最亲近的人的迫害，或者为什么一个人提出最精明的论据来证明一种连任何儿童都会视为荒谬的幻想，那么，我们就应该具有一些精神分析方面的认识。但是，如果精神分析只能用来说明为什么一个演说者在宴会上用错了字，或者为什么一个家庭主妇找不到她的钥匙等琐碎小事，那么，我们应知道如何更好地运用我们的时间和精力。”
女士们，先生们：我的回答是，请耐下心来！我认为你们的批评是文不对题。精神分析不能夸口说它自身从来不关心琐碎小事，这是事实。相反，它所观察的材料常被其他学科视为是琐碎的、不重要的，从而对它们不屑一顾，甚至可以把它看作是现象界里的渣滓。但是，你们的批评难道不是把重大的事件与重要的表现混为一谈吗？难道重要的事情不能在某种条件、某种时刻借琐碎的事情表现出来吗？这很容易通过例子来说明。例如，如果你是个青年男子，你难道不是从一些小的方面得出自己赢得了某个女孩的欢心的结论吗？难道你一定要等待她明白地表示她的爱情或给你以热烈的拥抱吗？难道不是在别人难以察觉时的一个眼神、一个小的动作、一个瞬间的手的碰触，就足够了吗？假如你是个侦探，让你来侦破一桩谋杀案，你难道期望杀人犯在现场能给你留下一张标有姓名地址的照片吗？难道你不会因为找到了你所要的小的线索而感到满足吗？所以，我们不要低估小的迹象；在它们的帮助下，我们可以成功地发现重大的事件。再者，像你们一样，也认为宇宙及科学的大问题应最先引起我们的兴趣。但是，你们如果决定从事于大问题的研究，我认为是没有什么好处的。人们时常不知道如何迈出第一步。在科学工作中，更应先顾眼前，并为研究提供机会。如果你一丝不苟地和不带偏见或成见地这样做，如果你有运气，那么，由于一件事与另一件事的联系，包括小事与大事的联系，你就可以甚至是通过一些微不足道的工作，深入到研究大的问题。当我们涉及像健康人的过失这种显然的琐事时，为了保持你们的兴趣，我谈了以上这些。
现在我想请一位对精神分析一无所知的人，问他如何解释这些事件。他最初的回答肯定是：
“噢！它们只是些小事件，是不值得解释的。”他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呢？难道他坚持有这些事件存在，可它们微不足道，脱离了事件的普遍联系，也许可有可无吗？无论何人片面地违背自然事件的决定论，就意味着他把科学的宇宙观抛到九霄云外去了。我们可以使他知道，即使是宗教观，也表现出很强的连贯性，因为它明确地肯定，没有上帝的旨意就不会有一只麻雀从屋顶落地。我想我们的朋友会犹豫地从他的第一个回答中得出这样的种种符合逻辑的结论。他会改变自己的观点，并且说当他去研究这些事件时，他终究能得出对它们的解释。问题在于，小的机能障碍心理活动的缺陷，其决定因素是可以确定的。（1）如果一个人有点疲倦或不舒服；（2）如果他很兴奋；（3）如果他过多地注意其他事情，那么这个平时说话无误的人，也会出现口误。
这些是容易证实的。在人们疲倦、头痛或周期性偏头痛时，时常出现口误。在同样的情况下，还容易忘记一些专有的名称。一些人习惯于根据记不起一些专有的名称而预知偏头痛要发作了。[14]
在兴奋时，我们也时常说错话，或做错事，并出现“拙劣的行动”。如果我们心不在焉——严格地说来，如果我们专注于别的事时，时常忘记我们的意图和许多其他的未曾计划的行动。连环漫画“布拉特”[15]里的教授可作为这种心不在焉的例子，他因为正在考虑他的下一本书的有关问题，忘记了自己的雨伞而错拿了别人的帽子。我们都能够多少从自己的经历中回忆起这样的例子：
在我们专心致志时，我们是如何忘记我们已形成的意图和许下的诺言的。
这听起来很有道理，并且也无可争议，但也许不能引起多大的兴趣，并且也不能满足我们的期望。现在让我们更加深入地看一下这些有关失误动作的解释。这些失误动作现象发生的前提条件并不是千篇一律的。循环系统的疾病和失调为正常机能的损伤（ipairnt）提供了生理根据；兴奋、疲倦及烦恼是另外一种因素，它们可被描述为心理生理因素。这些都容易转化为理论。
疲倦和烦恼，以及一般的兴奋，都可以引起注意的分散，以致不能把注意力指向该机能。这样的话，该机能很容易受到干扰，或不能准确地执行。中枢神经器官供血的小毛病或变化也可能以类似的方式产生同样的效果，通过影响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即注意力分散（division of attention）。
因此，在以上所有的情况下，注意障碍是各种失误动作的主要原因，不管这种注意力分散是来自于器质的还是心理的原因。
这种解释对我们的精神分析研究没有多少作用。我们想要放弃这个课题了。然而，如果我们对这些观察事实做进一步的探索，我们的发现与这种失误动作注意理论不尽相符，或至少不能自然地由此推论。我们发现，有许多人在没感到疲倦或兴奋或注意力分散，并且各方面都处于正常状态时，仍然发生这种失误动作和遗忘。除非是有了这些失误动作，我们事后才将这些失误动作归于一种兴奋状态，而他们自己却不承认这种状态。事情并非那么简单，对一种机能增强注意不一定确保该机能，而减弱注意也不一定损害该机能。人们可以自动地执行大量的程序，很少有注意参与其中，而照样可以确保实施。例如，一个散步的人，几乎没去想他要走到哪里去，尽管如此他走的仍是正确的路，并准确无误地到达目的地。所有这些可以看作是一个共同的规则。钢琴家可以不假思索地弹奏正确的琴键。当然他也可能偶尔出错；但是如果自动弹琴可以增加出错的危险，那么钢琴家越是不断地练习而使弹琴完全变成自动的，他越容易陷入这种危险之中。相反，我们知道，在没有给予特殊的高度注意时，许多程序仍能很好地执行[16]；而在渴望成功，并试图保持注意力时，却往往导致失误动作。人们可能认为这是由于“兴奋”的结果，但是兴奋为什么不能反过来促进注意力指向他所期求的目的呢？如果某人由于口误在重要的讲话中或口头交流中把自己想要说的话说反了，可能很难用这种心理生理理论或注意理论加以解释。
<!--PAGE 10-->在这种失误动作情况中，还有许多其他的小的附属的现象，我们还不能理解，并且至今仍没有对它进行很好的解释。例如，我们暂时忘记了一个名字，对此非常懊恼，并尽可能去记住它，可这没有这么简单。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虽然感到焦急，却总不能使我们捉住那个已经到了舌尖而有人提起便可立即记起的字呢？或者再举个例子说，在一些情况下失误动作会增多，互相连锁，并且相互替代。如第一次一个人先是错过了一次约会，第二次，他在努力记住约会时，却又发现自己记错了钟点。又如，一个人试图用种种方法记起一个已经遗忘了的字，而在思索这个字时却将作为第一个字线索的第二个字又忘掉了。如果他寻找这第二个字，第三个字又被遗忘了，如此等等。众所周知，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错误排印之中，它被看作是排字工人的失误动作。据说，这种错误排印曾出现于一家社会民主党的报纸上。它报道一次仪式，说：“到会的人有呆子殿下。”第二天在更正时，该报纸道歉说：“我们当然应该说‘Knorprz’（公鸡殿下）[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