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性活动的普遍的、必不可少的部分没有被忽略，这听起来有点奇怪。更确切地说，一点也不奇怪，因为忽略它是不可能的。通过摩擦他们自己的**，更准确地说，摩擦作为男性特有的那部分器官，儿童找到了他们性冲动自我满足的主要表达形式。儿童这种“淘气”形式的广泛存在是成人所知道的，而且认为它是严重罪恶，要给予严厉惩罚的。但请不要问我人类是怎样使儿童天性纯洁而无肉欲的理论与儿童不道德倾向的表现相调和的。儿童有此不道德的倾向，正如他们自己所说，是因为这能给予他们快感。你一定要让我们的反对者来解答这个谜。在我们面前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我们将采用什么态度来对待儿童早期的性活动呢？如果压抑它，我们知道我们所承担的责任，但是我们又不能冒险无限制地让它放任自流。在低文明水平的种族以及文明社会的低阶层中，儿童的性行为似乎是不受束缚的。这可能会提供强有力的保护来避免个体神经症的发生。难道这不正是一种使文明成就遭受巨大损失的倾向吗？更多的事实表明有一个新的矛盾正摆在我们面前。
但是对神经症患者**的研究所激起的兴趣是否会导致鼓励****？这是我意欲留给你自己判断的一个问题。
五
“我相信我理解了你的意图。你意在向我说明在精神分析实施的过程中，需要哪类知识，以便我能够判断是否只有医生有权实施精神分析。是的，目前为止，已经证明在实施精神分析中涉及的医学知识很少，而大量运用的是心理学及少量的生物学或性科学的知识。但是，或许我们还没有达到终极？”
当然没有。还有很大的空白要填补。我可以提一个请求吗？你可以描绘一下现在将如何进行精神分析的治疗吗？就好像你不得不亲自实施一样。
“真是一个好主意。但是，我不想通过那种实验来平息我们的争论。为了满足你的要求，我将按你要求的去做——但责任是你的。好吧！我假设患者来到我这里，诉说他的困苦。我向他保证，如果他遵照我的指导，我会使他康复或改善。我要求他完全坦率地告诉我每一件他所知道的、他所想的事情。即使有些事情不好听，也不要隐瞒。我的操作步骤对吗？”
是的。你还应当补充一句：“即使有些事情他认为是不重要或无意义的，也要讲。”
“我会补充上的。然后他开始谈，我听。然后呢？我从他告诉我的他曾经压抑的印象、经验和欲望的种类来作出推断。这些印象、经验和欲望是在他的自我还很弱小时遇到的，因为害怕而不能对付它们。当他从我这里了解了这种情况后就可以把自己置于原来的情况中，在我的帮助下，处理得更好。至此，曾经束缚他的自我的限制消失了，他就被治愈了。对吗？”
太好了！我看到人们将再一次谴责我使一位不是医生的人成为精神分析医师。你已经十分令人佩服地掌握了精神分析。
“我不过是重复从你那里所听到的，就像那些死记硬背学来的东西。我还是不知道我将怎样进行精神分析。我真不理解为什么这样的工作要每天花一小时而持续这么多月。毕竟，一个普通的人，通常不会经历如此多的事件，而且儿童时期压抑的事件可能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样的。”
当真正进行精神分析时，人们还会知道各种各样的事情。例如，你将发现，从病人告诉你的话中推论他曾遗忘的经历和被压抑的本能的冲动，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他对你讲述的事，开始对你和他都没有什么意义。你必须下决心以一种十分特殊的方式遵循某一原则来考察他所给你的材料，就像人们以一种特殊的方法从矿石中提取贵重金属一样。你还要准备好仔细研究许多吨矿石，而这些矿石中可能只含有很少你所要寻找的有价值的东西。这就是我们进行长期性治疗的第一个原因。
“但人们将怎样以像你比喻的那样研究这些原始材料呢？”
可以通过假定患者的谈话和联想只是你正在寻求事件的歪曲暗示，而你必须去猜测隐藏在暗示后面的是什么。总之，不管这种材料是记忆、联想还是梦，它们首先要被解释。当然，你要应用你的专门知识，根据听到的患者的述说而形成的预测来解释。
“解释！一个令人厌恶的词！我不喜欢，它使我失去了对一切事件的确定。如果什么都依赖于我的解释，谁能保证我所解释的是正确的？毕竟，所有的事都要由我的随心所欲来决定。”
请等一下！事情不会那么糟。你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心理过程排除在你所认知的其他人的心理活动规律之外呢？当你能在一定程度上自律，并掌握了某些属于自己的知识时，你的解释将不会为你的个性所左右，而能客观合理。我并不在说精神分析家的个性特征与他的工作毫无关系。对于潜意识和被压抑的事件而言，敏锐洞察力并不是每个人都有的素质。而这一点对于精神分析医师却很重要。这里，我们谈到了对于精神分析医师来说最重要的责任感的问题。精神分析医师们应该通过对自己的深刻分析，去除偏见，接受患者提供的分析材料，并加以深刻分析，来提高自身的能力。实际上，个人影响仍是无处不在的，就好比天文观测中的个人观测误差。在精神分析中，个人因素所起的作用总是要比其他领域的大。一个不正常的人可以成为一个优秀的物理学家，而作为精神分析医师，他会被自己的不正常所阻碍而无法看到精神生活正常的一面。由于不可能对每个人表明他自己的不正常，因此，在深蕴心理学中普遍的一致性就极难达到，一些心理学家认为这种一致性根本不可能达到。因为每一个愚人都有权利显露自己的愚蠢作为聪明的举动。我承认对于这些我更乐观。毕竟，我们的经验表明，甚至在心理学领域中比较满意的一致性也是可能达到的。每个研究领域都有其特殊的困难，我们必须克服它。而且，即使在精神分析的解释技巧上，也有许多像其他研究材料一样可学的东西，如：通过像符号间接表征的特殊方法。
“哦，即使在想象中，我也不想实施精神分析治疗了。谁知道我还可能遇到什么惊奇的事呢？”
你放弃这个想法是很对的。你已经看到了成为一名精神分析医师还需要更多的训练和实践。
当你已经获得了正确的解释时，另一个任务又摆在面前，你必须等待合适的时机，将你的解释与病人交流，即此时交流有治疗成功的希望。
“怎样才能确定合适的时机呢？”
这是一个技巧问题，随着经验的增加而变得更精妙。如果你为了缩短精神分析的过程，而将刚获得的正确解释，一股脑儿地与患者交流，你就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以那种方式你将得到来自患者的抵触、拒绝、愤怒，而不能使他的自我控制他所被压抑的情结。正确的方法是：等待他已经十分接近被压抑的情结，在你提供的解释的指引下再走几步他就能够到了。
“我认为我决不会那么做。如果我在‘解释’的时候注意了这些问题，下一步是什么？”
然后你一定会有一个意想不到的发现。
“那可能会是什么？”
你会发现你被患者欺骗了，你丝毫不能指望患者的合作与顺从，他准备在你们合作工作时给你制造任何可能的困难。一句话，他根本不想被治愈。
“噢，这是目前为止你对我说的最荒唐的话，我同样不相信！对患者来说，他经历了那么多的痛苦，如此感人地陈说他们的麻烦，为治疗做出了那么大的牺牲，你竟然说他不希望被治愈？
但是，你表达的当然并不是这个意思。”
请冷静！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我说的是事实，虽不是全部，但却是十分值得引起注意的那部分。患者一方面想得到治疗，但一方面又不想被治愈。他的“自我”失去统一，由此，他的意志也失去统一。如果不是这样，他就不会患神经症了。
“如果我精明的话，我就不叫退尔了。”[198]
那些被压抑的情结的转化的形式侵入他的“自我”并深深扎根。“自我”几乎不能控制原始倾向，跟不能控制实际被压抑的观念一样，通常“自我”对它们一无所知。患者们实际上有一种独特的天性，并会制造出我们不熟悉而难以应付的难题。我们所有的社会机构都是为具有统一、正常的自我的人设置的。这些“自我”被人们分为好的和坏的，或是执行“自我”功能的，或在不可抗拒的强大力量下而消灭殆尽。因此，在法律上也有两种划分：负责任的和不负责任的。但是这些区分都不适用于神经症患者。必须承认使社会需要适应神经症患者的心理状态是困难的，这已被上一次的战争所大量证实。那些逃避服役的神经症患者是不是装病呢？应该说，既是又不是。如果把他们当作是装病的人对待，而将他的“病”弄得极不舒服，他们就马上痊愈，恢复健康。假如他们在表面上恢复正常后又回到兵营，马上他们会再次患病。人们对此束手无策。而生活在城市中的神经症患者也是如此。他们抱怨自己的病症，但同时又尽力从中获益。如果有人想除掉他们的病症，他们就会像格言里母狮保护自己的幼狮一样去保护病症。然而，对他们的矛盾表现给予责备是无意义的。
“那么，不给有问题的人以治疗，而一味听之任之，就是最好的办法吗？我觉得你费尽心机把我引向你的观点并不值得。”
我不这么想。毫无疑问，接受复杂生活比反对它要好。也许，并不是我们所治疗的每位患者都值得精神分析一试，但其中确实有十分值得分析的个体。我们一定要让自己树立这样的目标：
使尽可能少的有心理缺陷的人进入文明社会。为此，我们必须积累起丰富经验并学会许多东西。
每一次分析都应该具有指导性，并且除了对病人有益外，我们也应从中获得新的领悟。
“但假如一种意志的动力在患者想维持病状的‘自我’中形成，那么它本身一定有其理由和动机，并能以某种方式来说明其存在的合理性。而人们不明白为什么有人想生病，他又能从病中得到什么。”
这不难明白。想想“战争神经症”者，只因为他们有病就可以不服役。在社会生活里，疾病可以在工作和与他人竞争中用来掩饰无能；在家庭生活里，它可以作为牺牲其他成员的利益，强取他人爱护和强加给别人自己意志的依据。所有这些说法都是表层现象，我们用“疾病性获益”来总结它。患者——即他的“自我”，对那一连串的动机和由此引起的行为却没有丝毫知觉，这是难以理解的。一个人可以强迫“自我”去认识其动机和行为，从而抵御它们的影响。但另有一些动机被压抑得很深，它使人表现出疾病的难以割舍，且不容易对付。如果没有对心理学理论的新认识，这些都不能被理解。
“请继续多讲一点吧。现在多讲点理论没事。”
当我向你描述“自我”与“本我”的关系时，我越过了关于心理仪器理论的重要部分。我们不得不假定在“自我”内部存在着一个特殊机构，它不同于“自我”，我们叫它为“超我”。“超我”在“自我”与“本我”之间占据特殊位置，它是“自我”的高级心理组织，但与“本我”有着特殊亲密的关系。实际上，它是“本我”第一次“对象贯注”的遗留物，是“俄狄浦斯情结”的继承者。“超我”面对“自我”的反抗，像对待一个物体那样对待“自我”，并且常常十分严厉。对“自我”来说，保持一种与“超我”的良好关系跟保持与“本我”的良好关系一样重要。
在心理活动中，“超我”和“自我”的疏远意义重大。你可能已经猜到“超我”即是我们称之为“良心”的这种现象的心理载体。心理健康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超我”的正常发展——也就是依赖于“超我”的充分社会化。而这些恰恰是神经症患者心理上所缺乏的，他们的“俄狄浦斯情结”尚未通过正确路径得以转换。他们的“超我”，仍像一个严厉的父亲对待儿子那样地对待“自我”。在潜意识里，他们的道德监督机制以一种原始的方式，通过“超我”对“自我”进行惩罚，疾病正是用来进行“自我惩罚”的工具。由于被罪疚感支配着，为达到心理上的平衡，神经症患者们就需要用疾病来惩罚自己。
“这听起来真的很神秘。最奇怪的是：显然即使是患者良心的强大力量也不能进入他的意识领域。”
是的，我们才刚刚开始注意这些重要情况的意义，这也是我为什么一定要以如此晦涩难懂的方式向你描述的原因。现在我可以进一步加以说明了，我们把所有那些阻碍患者康复的有力因素，称作患者的“抵抗”，“疾病性获益”就是其中一种“抵抗”。“潜意识罪疚感”即代表了“超我”的抵抗，这种“抵抗”是最有力的因素，也是我们最害怕的因素。在治疗过程中我们还会遇到其他“抵抗”。如果“自我”在早期经历中由于恐惧形成了压抑，在“自我”接近被压抑的情结过程中，它就不断地作为一种“抵抗”显露出来。至此，你可以想象得到，如果数十年来一直沿着一条特殊路线运行的本能过程，突然被期望去走一条刚刚为它开通的新路，这肯定会有很多困难。这可叫作“本我”的抵抗，心理治疗的主要工作就是与所有这些抵抗作斗争。相比之下，“解释”的工作就不值一提了。但是作为斗争对“抵抗”征服的结果，患者的“自我”被极大改变，并得以加强。这样在治疗结束时，我们可平静地展望患者的将来行为了。另一方面，你也可以理解我们为什么需要那么长的治疗过程，关键并不在于分析进展过程的长度和材料的丰富，而在于这个过程是否清晰可见。如果军队不得不在绵延的山野里抵抗敌人的话，它会被滞留在那里数周，而在和平时期里快车两小时就能穿过。在心理活动中，这样的战斗也需要时间。不幸的是，我不得不告诉你，每一种试图加快分析治疗的努力都已证明是失败的。至今看起来最好的缩短治疗过程的办法就是根据规则来进行。
“如果说我曾想要侵入你的保护区并试图去分析别人，你所说的‘抵抗’会使我注意。但你已承认的特殊的个人影响力呢？难道它们并不在与‘抵抗’对抗的行为中出现吗？”
问得好。这种个人影响力正是我们最强大的动力武器。它是一种新元素，我们让它加入进来，并让它具有流动性。这是我们的智力所不具备的功能。对患者来说，他们面对着周围世俗的偏见，跟批评家一样几乎不相信我们。神经症患者如接受治疗，是因为他信任精神分析学家，这种信任是由于他从治疗者那里获得了一种特殊的情感上的支持，跟儿童也只相信他们接触的人道理相同。我已经说过我们将这种特大的“暗示作用”做何种用途。我们不是用它来压制症状——这使得分析疗法有别于其他的心理治疗过程——而是将其用作一种动力，去诱导患者克服自己的抵抗。
“很好。如果这种方法获得成功，那是不是一切就会顺利进行呢？”
应该如此。但这里有一个意想不到的难题：分析家们最大的惊讶莫过于发现患者对他们产生了一种性质极特别的情感——移情。最早尝试分析疗法的医生——不是指我自己——碰到了这种现象而不知该如何解释。因为，简单地说，这种移情缘于爱恋的天性。很奇怪，不是么？尤其是考虑到分析者没做什么事去刺激这种情感，相反还和患者保持一定距离，注意在谈话时态度温和而又有所保留——或是了解到这种奇怪的爱恋关系能使患者无视[199]其他有利的事件，甚至会忽视人的吸引力、年龄、性别、职级等的差异时，这纯粹是一种带强迫意志的爱，而并非不顾一切的自发型恋爱，那种不自然的爱。如你所知，事物常常是矛盾的。但在分析中，这种情感表现出无法用理性来解释的、完全的合乎规则的性质。有人会以为患者和分析家的关系，不过是患者对分析家的尊敬、信任、感激和分析家对患者的同情。但事实上，这是爱恋的情感，而这情感本身即揭示了一种病理现象。
“我一直以为这对你的分析目的是有益的。因为处于恋爱中的人往往表现出顺从，他可以为对方做世间的任何事。”
是的，起初的移情是有利的。但当这种关系发展下去，它的本性就会显露，它就将成为治疗分析的一种障碍。患者的爱并不满足于仅是顺从，它变得具体，要求获得情感上和肉欲上的满足，它要求专一，充满嫉妒，越来越表现出对治疗不利的一面。假如它的欲望得不到满足，它就会充满敌意和报复。与此同时，与所有热恋中的情形一样，它排除了头脑中的一切其他念头，丧失了对于治疗以及痊愈的兴趣。总之，毋庸置疑，它取代了神经症，成为又一种需要治疗的心理疾病。
“这听起来简直没救了！对此该怎么办呢？分析将不得不被放弃。但若是如你所说，移情每每出现，那么进行精神分析都是不可能的。”
但我们要借助这种情况从中了解到一些东西，这些或许会帮助我们掌握有效的分析方法。不管是哪种神经症，我们最终都将其转化成了病态的爱恋——这不正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吗？
我们对于部分超常的性欲生活是基于神经病的原因这一断想，正应当通过这种移情的现象得以根本的确认。这个发现再次坚定了我们的脚步，使我们可以大胆地把爱恋本身作为分析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