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自我来说，死亡症状是一种对男性愿望幻想的满足，同时也是一种受虐狂的满足；对于超我来说，它则是一种惩罚性的满足——施虐狂的满足。自我和超我——它们都扮演了父亲的角色。
总之，主体与他父亲这一客体之间的关系，尽管仍保留它的内容，却已被转变为自我与超我的关系——像一个新舞台上的一套新布景。诸如此类的来自俄狄浦斯情结的早期反应，如果现实不进一步供给它们刺激，就可能消失。但父亲的那些性格仍然如旧，或更确切地说，它随时间而退化。所以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他父亲的仇恨和他要他那可恶的父亲死去的愿望仍在保留着。如果现实让其被压抑的愿望得以满足，那是一件危险的事情，幻想变成现实，所有防御措施因此而加强。这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病情发作就表现为癫痫的特征，它们仍然表明他想与父亲认同从而惩罚父亲，但它们变得可怕了，就像他父亲那可怕的死亡一样。更进一步，这些发作是否包含着其他内容，尤其是性的内容，便无法推测了。
有一件事是十分清楚的：在癫痫发作的先兆中，常出现一阵极度的狂喜。这很可能是在听到死亡的消息时所感觉到的胜利和解脱，紧接着是一种更残酷的惩罚。我们在原始游牧部落中，从那些杀了他们父亲的兄弟们身上所推出的正是这样一种顺序：先是胜利，而后是悲痛；先是喜庆，接着就哀悼。我们发现这种顺序在图腾祭宴仪式中[170]也出现过。如果现实中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癫痫症在西伯利亚确实不曾发作过，那就证实了其他的发作仅仅是对他的惩罚。当他正受到其他方式的惩罚时，这种惩罚便不再需要了。但这一点无法证实。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需要受罚的心理机制解释了这个事实：他安然度过了那些悲惨、屈辱的年月。宣判陀思妥耶夫斯基为政治犯是不公平的，他一定也知道这一点，但他接受了卑鄙的父亲——沙皇对他的冤枉的惩罚，以此作为因为他反对生父而有应得的惩罚。他接受了他父亲的替代者沙皇的惩罚，而不是自己惩罚自己。
这里，我们瞥见了社会实施惩罚在心理学上的正当性。事实上是大批罪犯想得到惩罚，他们的超我要求这样，这就省去了遭受自我惩罚的必要[171]。
每一个熟悉癔症症状所表现的复杂情况的意义的人都会理解，不从这一点出发，就无法探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癫痫症发作的意义。[172]我们可以假设它们最初的含义在后来增加的许多内容中仍然保持不变，这就够了。在那些自我谴责中，精神分析学看见“心理现实”认同的标志，它努力使未知的罪恶被意识所发现。我们能够肯定地说，陀思妥耶夫斯基从未摆脱过由弑父意图而产生的罪恶感。这也决定了他在另两个范围里——在这里与父亲的关系是决定因素——的态度，即对国家权威和信仰上帝的态度。首先，他对他的假父亲——沙皇——是绝对服从的，这个沙皇在现实中曾与他一起演过杀人的喜剧，他的发作就经常如此地在戏剧中表现出来。这里忏悔占了上风。在宗教范围里，他保持着更多自由：根据显然可靠的报道，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仍在宗教信仰（faith）和无神论（atheis）之间徘徊。他的巨大才智使他不可能去忽视任何由信仰带来的智力难题。通过个人对世界历史发展的概括，他希望找到一条出路，从基督理想的罪疚中解放出来，甚至利用他的痛苦作为扮演基督似的角色的资格。如果说他基本上没有获得自由，而成为了一个反对者，那是因为他的忤逆罪（filial guilt）——这种普遍存在于人类中、宗教感情赖以生存的忤逆罪，在他身上达到了超个人的强度，甚至他那巨大才智也难以克服。写到这里，我们可能会受到指责，说我们放弃了分析的公正性，而以持某一特定世界观的党派观念来评判陀思妥耶夫斯基。
保守派会站在宗教法庭庭长一边，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做出不同于我们的判断。这种不同是正当的，人们只能为他开脱，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决定完全像是由神经症引起的智力阻抑而导致。
这几乎不能说成是巧合：文学史上的三部杰作——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都谈及了同一主题：弑父。而在这三部作品中，十分明显的是，弑父行为的动机都是与情敌去争夺一个女人。
当然，最直接的表现是那出取材于希腊传说的戏剧《俄狄浦斯王》。剧中犯罪的仍然是主人公自己，但是为对素材进行富有诗意的处理不可能不对犯罪动机加以淡化和文饰。正如我们在精神分析中得出的，**地承认弑父的意图，不经过分析准备，似乎难以让人接受。保留了这种犯罪行为的希腊戏剧，以被陌生命运强迫的形式，把主人公的潜意识动机表现出来，从而实现了巧妙制造必要条件动机的效果。主人公的犯罪行为是无目的的，显然没有受到女人的影响。然而这后一点却在另一情况下引起了主人公的注意：主人公只有对那个象征他父亲的恶魔重复采取杀人行动之后才能占有母后。在他的罪恶被揭露，并被自己意识到之后，主人公并不企图通过求助于命运强迫的人为权宜之计来为自己开脱罪责。他承认了自己的罪责并受惩罚，好像这一切是完全有意识的罪行——这在我们用理智看显然是不公正的，但在心理学上是完全正确的。
在英国的这出戏剧中，该主题的表现比较直接。主人公自己没有犯罪，是别人犯罪，对那个人而言杀人不是弑父。因此，争夺女人，这个被禁止的动机没有必要伪装。通过投射，了解别人的犯罪对主人公的影响，我们看见了主人公的俄狄浦斯情结。他应该复仇，十分奇怪的是他发现自己不能那么做。我们知道在这里是他的罪疚感麻痹了他，而这种罪疚感正是以一种与神经症过程完全一致的形式，转变为了他不能完成其任务的感觉。有证据表明主人公感到他的罪恶是一种超人的罪恶。他对别人的蔑视不亚于对自己的蔑视：“按他的方式去对待每个人，谁人不挨鞭子呢？”
另外一部俄国小说在相同的方向上又向前迈进了一步。那里面也是另外一个人犯了杀人罪。
而这另外一个人跟主人公德米特里一样，与被杀的人是父子关系。在他身上，情杀动机（otiveof sexual）是公认的，他是主人公的弟弟，虽然，陀思妥耶夫斯基把自己的疾病——所谓的癫痫症，安排在他身上，仿佛在极力表白，他的癫痫、神经症在他身上就是弑父行为。还有，在审判中的辩护词里，有一个对心理学的著名的嘲笑，说它是一把“双刃剑”。[173]这里是一个高明的伪装，为了发现陀思妥耶夫斯基观点的深层意义，我们只有把它倒过来看。该受到嘲笑的不是心理学，而是法庭的审讯程序。到底是谁犯罪无关紧要，心理学关心的是谁渴望犯罪，罪行发生后谁会感到高兴。[174]由于这个原因，所以兄弟——反面人物阿廖沙除外，都同样有罪，都是冲动的肉欲主义者（senstlist），多疑的玩世不恭者（ic）和癫痫病罪犯。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有一个场面特别揭示了这一点。在佐西马神父与德米特里谈话时，他发现德米特里准备弑父，便跪在德米特里的脚下。这一行为不可能令人表示钦佩，因为这意味着该圣徒正在抵制蔑视和憎恶凶手的**，并因此向凶手表示谦卑。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罪犯的同情，实际上是无止境的，它远远超出那些不幸的家伙有权得到的怜悯，它使我们想起了“敬畏”（holy awe）——而过去人们正是用此种敬畏看待癫痫症者和神经症者的。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一个罪犯几乎是一个救世主，他自己承担了本该由别人来承担的罪责。因为这个罪犯杀了人，别人就不再有任何需要杀人了，人们一定会感激他，因为如不是他，别人就不得不亲自去杀人。这并不仅仅是仁慈的怜悯，而是基于一种对相似的杀人冲动的认同（identification），实际上，这是一个稍加移置的自恋（这样说，并不是对这种仁慈的伦理学价值提出疑义）。也许这属于那种非常普遍的对别人仁慈加以同情的机制，人们能够很轻松地在这个深受罪疚感折磨的小说家的特殊例子中觉察到这个机制。毫无疑问，这个由认同心理而引起的同情心，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选择题材的决定因素。他先期描写的是一般罪犯（他的动机是自我中心主义的）和政治、宗教罪犯；直到生命的晚期，他才回到这一基本的犯罪——弑父，并在他的一部艺术作品中通过弑父者来完成他的忏悔（nfession）。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遗稿和他妻子的日记的出版，使我们对他在德国时如何沉迷于疯狂的赌博（gablg）那一段人生插曲有了清楚的了解（参见费楼波－米勒和艾克斯坦的著作，1925），人们都把此看成是他**的病态发作对他这个不同寻常的、又毫无价值的行为不乏文饰作用（rationalizations）。正像神经症者身上经常发生的那样，他的罪疚感通过债务负担的方式表现出来，他可以在赌桌上赢钱以便返回俄国时不被债主逮捕的幌子下求得心安。这只不过是个借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机智足以认识到这个事实，他也承认了这个事实。他清楚他主要还是为赌博而赌博——主要的是游戏本身。[175]他由冲动而做出的荒诞行为的全部细节都表明了这一点，同时还表明了另外某些东西。不到输个精光，决不罢休。对他来说，赌博也是一种自我惩罚的手段。他一次又一次地向他年轻的妻子保证，或者用他的名誉许诺，说他再不去赌了，或者到某一天，他就不赌了。但是，正如他妻子所说，他从未遵守过诺言。当他的损失使他们的生活极其贫困时，他便从中获得继续的病态性的满足。事后，他在她面前责骂、羞辱自己，要她蔑视他，让她感到嫁给了这样一个恶习不改的罪人而遗憾。当他这样卸掉了他良心上的包袱后，第二天又会故态复萌。他年轻的妻子已习惯了这种周而复始的恶性循环，而她注意到有一种事可能成为拯救他的真正希望——他的文学写作——当他们失去了一切，当他们典当了他们最后的财物时，他的写作就会变得十分出色。她当然不理解其中的缘由。当他的罪疚感通过把惩罚强加在自己身上而得到满足，那施加在他作品上的限制就变得不那么严格了，这样他就让自己沿着成功的路向前迈进几步。[176]
一个赌徒的埋葬已久的童年经历中，哪一部分成了他沉迷赌博的因素？我们可毫无困难地从我们的一位年轻作家的一个故事中推测出答案来。斯特凡·茨威格由于一个偶然的原因，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做过研究（1920），在他的由三个短篇小说汇成的集子《感觉的混乱》（1927）中，收入了一篇他起名为《一个女人生活中的二十四小时》的小说。这篇杰出的小说表面上看起来，只想表现这个女人是怎样一个漫不经心的人，甚至连她自己都感到惊讶：一次出乎意料的经历，竟驱使她走到什么样的极端。但这个故事所讲的远远不止这些。如果用精神分析理论去理解它，就会发现，它意在表现（没有任何为其辩护的意思）另外一件事，即一件带有普遍人性的事，或者干脆说是男性的事，这个解释是显而易见的，人们无法反驳。艺术创作的本质特征就是这样，当我问到作者（他是我的好朋友）时，他向我保证，我对他所做的解释与他的知识和意图都是不相容的，尽管作品叙述中采用的一些细节似乎为这个隐藏的秘密提供了一条线索。
在这篇小说中，一个年岁已高的贵妇人向作者讲述了她二十多年前的一次经历。她年轻时就成了寡妇，她有两个儿子，但他们不再需要她了。在她42岁那年，对生活她已不再期望什么。
在一次无目的旅行中，她来到了蒙特·卡罗赌场。这个地方给她留下深刻印象，而在所有印象中，她很快被一双手迷住了。这双手似乎极其真诚和强烈地表现了一个不幸赌徒的全部感情。这双手是一位英俊的年轻人的手——作家仿佛无意中将他的年龄写得与叙述者的大儿子相同。在输掉了全部财物后，他十分绝望地离开赌场，看情形是想在卡西诺花园结束他毫无希望的人生。一种怜悯感驱使她跟踪了他，并用尽各种莫名其妙的办法去拯救他。他以为她是常见的那种纠缠不休的女人，极力想摆脱她，但她仍跟着他，并且发现自己身不由己地、极自然地到了他的旅馆房间，最后与他同床共枕。在这个即兴的爱夜之后，她让这个年轻人——此时显然他已平静下来——庄严发誓：他绝不再赌博。她给了他回家的路费，答应在他离开前到车站为他送行。然而，此时她已开始对他感到有一种极大的柔情，她准备为留住他而牺牲一切，下决心跟他一起走而不是说再见。但各种意外的事缠住了她，结果她没赶上火车。她怀着对已走的年轻人的思念又一次回到赌场，结果大吃一惊，她又一次见到了那双曾激起她同情的手：这个不讲信义的年轻人又来赌博了。她提醒他曾立下誓言，但他沉迷于他的赌博**中，竟骂她是碍事婆，叫她滚开，并把她曾想用来拯救他的钱抛给她。她在深深的耻辱中匆匆离去。后来她才知道，她没能使他免于自杀。
这个娓娓动听的、动机纯真的小说本身当然是完美的，也肯定会深深感动读者。但精神分析学指出，小说的意图基本上是建立在青春期充满希望的幻想之上的，事实上许多人会有意识地回忆起这个幻想。这个幻想体现了一个男孩子的希望：他的母亲亲自使他了解**，以使他免受**（asturbation）的可怕伤害（很多论及救赎主题的作品都有同样的起源）。**的恶习由赌瘾替代了[177]，强调手的热烈动作透露了这一由来。确实，玩赌的爱好是**这一原始**的对等物，“玩弄（pyg）是幼儿园里专门用来描写用手摆弄**的一个词。那种无法抵抗**的本质，那种严肃的永不再犯的保证（然而永远也做不到），那种让麻醉的愉快和他正在毁掉自己（自杀）这一恶性的感觉——所有这些因素，都保留在赌博这一**的替代方式的过程中。是的，茨威格的故事是由母亲而不是由儿子讲述的，这一定会让儿子想到：“如果我的母亲知道**对我有怎样的危害，那么她肯定会把我从**中拯救出来，而允许我把我所有的温情都发泄在她身上。”在故事中，年轻人把她看成妓女，这种母亲即妓女的观念与上述幻想相联系，它使难以接近的女人变得容易接近了。伴随着幻想的不道德的念头给故事带来了不幸的结局。同样有趣的是，我们注意到作者是如何赋予小说一个“外观”，以此来极力掩饰它的精神分析的意图，这个女人的**是否受到一种突然的、神秘冲动的支配，是极其令人疑惑的。相反，精神分析学却揭示出这个长期没有爱情生活的女人所做的令人惊讶的行为，其动机是十分充足的。为了忠实于死去的丈夫，她全副武装以抵抗所有相似的**。但是——这里，儿子的幻想是对的——作为母亲，她逃避不了把真正潜意识的爱转移到她儿子身上，命运在这个不设防的地方抓住了她。
<!--PAGE 10-->如果对赌博的沉迷，连用破除这一习惯所做的不成功的努力，以及它所提供的自我惩罚的机会，是**冲动的重复，那么，我们对它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生活中占有这么大的地位，就不应感到惊奇。毕竟，我们没有发现一例严重的神经症患者，其童年期及青春期的自体性欲满足，是不起作用的，而压制自体性欲满足的努力和对父亲的恐惧之间的关系，则早已真相大白，更无须多加赘述了。[178]
附录 弗洛伊德致西奥多·赖克的一封信
［英文版编者按］在弗洛伊德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章发表后的几个月，西奥多·赖克（Theodor Reik）在《意象》杂志上发表了对此文的评论（1929年第2期，第15卷，第232～233页）。虽然赖克在评论中对弗洛伊德的文章总体上是赞赏的，但他仍以相当的篇幅指出弗洛伊德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道德评价偏颇且苛刻，而且对弗洛伊德在文章第三自然段中所阐述的道德观也持不赞同的态度。赖克甚或对弗洛伊德的论文形式、以及结尾的明显脱离正题提出批评。
弗洛伊德读了这些批评后，寄给赖克一封信作为回答。此后不久，当赖克把自己的文章收在他的一本论文集再行发表时（1930），弗洛伊德同意把他的复信也收进去。两者文章的英译版见后来赖克发表的著作《我与弗洛伊德的三十年》（纽约，1940；伦敦，1942）。得到西奥多·赖克博士的同意后，我们才在这儿发表弗洛伊德致他的信的修订译文。
1929年4月14日
我怀着极其快乐的心情拜读了你对我的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的批评文章。你所有的批评意见都值得我考虑，而且在某种意义上是恰当的。我想提出一点我的辩解意见。
当然，这将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
我认为你对这件小事提出了太高的标准。我写它是要让某人[179]高兴，并不是情愿的。我如今写作总是不情愿，毫无疑问你已注意到这一点了。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为我草率、虚假的判断开脱，而仅仅是为这篇文章粗糙的结构做一个解释。我不否认我在文中加入了对茨威格的精神分析，的确给我的文章带来了不和谐的效果，但细想一下，它的出现也有几分道理。假如我对我的文章发表在什么杂志、报刊上不予考虑的话，我一定会写道：“我们可以推断，压抑**的欲望，在伴随着严重的罪疚感的神经症史中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这个推断被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赌博的沉迷完全证实了。因为，正像我们从茨威格的短篇小说中所看到的那样……等等。”这就是说：
这则短篇小说中用于这类描写的篇幅不是由这种关系——茨威格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关系决定的，而是由另一种关系——**与神经症的关系决定的。尽管这样，这个结论是不令人满意的。
<!--PAGE 11-->我坚信对伦理学的科学的客观的社会评价，因此，我不愿否认优秀的庸人也有好的伦理行为，尽管他要以自我约束为代价。[180]但是，与此同时，我承认你所支持的伦理学的主观心理学观点的合理性，尽管我同意你对当今世界和人类的判断，但是你知道，我不能认为你否认美好的未来的悲观看法是合理的。
正如你所建议的，我把作为心理学家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包括在有创造性的艺术家之列，对他我能提出的另一个反对意见，是他的洞察力太局限于反常的精神生活。想想看，面对爱情时他是多么令人惊讶的无奈。他真正了解的只有残酷的、本能的渴望，受虐狂的屈从和出于怜悯的爱情。
尽管我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了热烈和卓越无限的赞美，但你怀疑我并不真正喜欢他，在这一点上，你也是对的。这是由于我对病态现象的耐心已在精神分析的实践中消耗殆尽了。在艺术和生活上，我对它们也无法容忍。这些是我个人的性格特质（character traits），而未必属于别人。
你打算在哪里刊出你的论文？[181]我对它的评价很高。科学的探索必须戒除自以为是。当然，人各有志，各抒己见是在所难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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