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诺德对其研究的动机一无所知，同样他对产生关于格拉迪沃的幻想的缘由也无从知晓，对于这一点我们毫不怀疑。如我们后来所知，这些行为和幻想正是他对少年爱情记忆的反映，是那些记忆的派生物、变形和歪曲，因为它们不能以其本来面目进入他的意识领域。这件雕塑具有某些“现代”气息，这一表面的美学判断，使他意识不到那种变态是由一个他曾熟悉的姑娘“此时”走过街道时做出来的。雕塑品“源于生活”这一印象以及关于她的希腊血统的幻想，掩盖了他对佐伊这名字的记忆，因为“佐伊”在希腊文中意指“生存”。在故事的结尾处，当主人公的幻想症被治好之后，我们从主人公口中得知“格拉迪沃”就是“伯特冈”这个姓的准确翻译，意指“某人优雅而漂亮地走路”［第37页］。幻想中有关格拉迪沃父亲的细节，来源于汉诺德的记忆：佐伊·伯特冈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大学教授的女儿，这里大学可以用古典术语“神庙事务”加以类比。
最后，他在妄想中把她送到了庞贝城，这并非“因为她那恬静、稳重的性格适合这个环境”，而是因为在他的学科里没有其他或更好的情景表现他当时那种特殊的精神状态了。在这一状态中他通过模糊的信息渠道想起了童年的友谊。他一旦把自己的童年与历史的过去放到了一起（他要做到这一点很容易），在庞贝的埋葬——过去连同它的收藏一起消失了——与他通过被称之为“灵魂感知”的手段所觉察到的压抑之间，就存在了一种极其的相似。这里，他使用的是作者在故事接近尾声时让那位姑娘有意识地使用的那种象征手法：“我告诉过我自己，我会独自在这里挖掘出有趣的东西来。当然，我并没有想到会出现……”（124［第28页］）在故事的结尾她答应汉诺德的蜜月计划时，也提到“从某种意义上说，她的童年朋友也被从废墟中挖掘出来了”。（150［第39页］）因此，在汉诺德虚妄性幻想和潜意识行为的第一组结果中，我们已经发现了两类不同来源的决定因素。
汉诺德本人已十分清楚，其中一类是我们在考察他的心理过程时发现的，是从汉诺德的角度来看，是他意识到了的；另一类则是未意识到的。一类是来源于考古学的科学概念范围，另一类是滋生于其受压抑但已开始活跃的童年记忆及附着其上的情绪本能。我们可以把一类决定因素描绘成浮于表面，掩盖着另一类的决定因素，所以，第二类藏于第一类之后。科学的动机可以认为是为无意识的色情因素提供了借口，而科学也将自己完全置身于为幻觉服务之中。然而，不应忘记无意识的决定因素并不能产生任何不能满足意识的科学的因素的效果。妄想症状——幻觉及其潜意识行为——事实上是两股“意识流”（ntal currents）之间妥协的产物。在这一妥协中，双方都有要求，但是每一方又必须要放弃它要求的一部分。在妥协达成之前肯定有斗争——在故事里，它是我们假设的受到压制的性欲与压抑它的力量之间的冲突。在幻想的形成过程中，事实上这种斗争是无休止的。每一次妥协建立以后，新的攻击与抵抗又产生，如此说来，永远没有完全满足的时候。我们的作者也深谙此道，所以他安排某种特殊的**统治这一时期故事主人公的心理失调，并把这种**作为故事进一步展开的前提和保证。
这些有价值的特征——幻觉与决定的双重动机和以被压抑内容为主要动机的行为的有意识的借口——在故事的进一步发展中我们还会经常遇到，或许会表现得更加清晰一些。这样安排很合理，因为这样一来就抓住并表现了精神疾病心理过程的真正的主要特征。
诺伯特·汉诺德的幻想是随着一个梦展开的。这个梦并非由任何新的事件引起，好像完全产生于他那个充满矛盾的大脑。在我们弄清楚作者在构思汉诺德的梦的时候，是否真如我们想象的那样对主人公有着深刻的理解。让我们暂停一下。我们先来探讨一下，有关对幻想起因的假设，心理病理学是如何解释的；对压抑和无意识所扮演的角色，对冲突和妥协的形成，精神病学又采取什么态度。简言之，让我们来考察一下，这篇关于幻想起因的富于想象力的描述，在科学的判断面前能否站得住脚。
这里，我们不得不给出一个很可能出人意料的答案。事实上，情况恰恰相反，倒是科学在作者所取得的成就面前出现了破绽。是科学允许在幻想的遗传与素质的前提条件和其创造物之间横亘一条沟壑，这沟壑似乎是早已准备好的，等待着作者将其填平。科学并不怀疑压抑的重要性，也未意识到为了解释心理病理现象，无意识概念是非用不可的，它不在心理冲突中寻找幻想的基础，也不把幻想的症状看作是妥协的表现。面对统一的科学，我们的作者是孤立的吗？不，事实并不是这样（如果我可以把我的作品算作科学的一部分）。多年以来——直到最近，基本上是独自一人——我本人一直支持我从詹森的《格拉迪沃》提炼的全部观点，并用专业的术语将它们表述出来。在涉及到癔病的强迫症时，我曾详细地指出，这些心理失常的个体决定因素是本能生活部分的被克制，以及表现被抑制的本能的观念的被压抑。之后不久，在谈到妄想型的形成时，我又重复了相同的观点。因果关系中所涉及的本能是总是构成性本能，还是属于别的什么类别，这个问题在分析《格拉迪沃》这个特殊病例时，可以被看作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因素，因为在我们的作者所选择的这一情境中，有争议的问题就是性感被压制的问题。心理冲突的前提以及以互相冲突的两股心理流间的妥协为手段形成的症状的合理性，我在实际观察和治疗病人的过程中已经予以证实，正如我在关于诺伯特·汉诺德这个想象的病例中所证实的那样。[32]甚至在我之前，皮埃尔·让内——伟大的精神病学家沙可的学生，和约瑟夫·布洛伊尔及我本人一起合作，已经探索到神经症，尤其是癔症所带来的后果。[33]
从1893年开始，当我投身于对心理障碍的起因的研究时，我的确从未想到过在想象题材的作品中来证实我的新发现。因此，当我发现出版于1903年的《格拉迪沃》的作者的创作依据竟是我最近在医疗实践中发现的东西，我真有点吃惊了。一位作者是如何获得只有医生才可能拥有的知识——或者至少他表现得似乎已掌握了这一知识？
如我前面所言，诺伯特·汉诺德的幻想由于一个梦的出现而进一步发展，该梦发生于他试图在他居住的小城市的街道上寻找像格拉迪沃那样的走路姿态的过程中。简要地叙述这个梦是很容易的。做梦者发现他自己在不幸的庞贝城被毁灭的那一天来到了这座城市。他自己并未遭遇危险，却体验到了那种灾难的恐怖。他突然看到格拉迪沃在那边走着。他立刻明白了一切。好像一切都很自然，她是个庞贝城人，她当时正住在她家乡，“他与她生活在同一个年代里”（12）。
他为她而感到恐怖并发出了一声警告。她听到呼叫，把脸转向他张望片刻。但她并未注意他，继续前行，躺倒在阿波罗神庙前的台阶上。她的脸色失去红润，似乎是在变成白色的大理石，直至最后变成一件雕塑，被埋葬在倾泻下来的火山灰之中。当他醒过来时，他把传入到他卧室里的大城市的噪音看作绝望的庞贝居民的求救声和波涛翻滚的波浪声。就在他醒来后，还一直相信他梦中所见是他亲身经历。他相信格拉迪沃曾经生活在庞贝城，就死在那个灾难发生的日子。一场梦留给他的信念成为他幻想的又一新起点。
我们不敢妄言作者描写此梦并将妄想的展开与一个梦联系在一起有其特殊的用意。事实上，已有热心的研究者搜集了大量的病例，来说明心理的障碍与梦境有关并产生于梦境。也有情况表明，在一些杰出人物的生活中，采取某些重要行动和做出重大决定的冲动也产生于梦境。但是，这些类比对于我们的认识并无多大帮助，因此让我们还是回到眼前的这个病例中来，即作者为考古学家诺伯特·汉诺德想象出的这个病例。如果此梦不仅仅是故事的一个不必要的装饰，我们该从哪入手认识这个梦，才能把它与整个故事统一起来？
我可以想象得出，读者中定会有人对此斗胆直言：“这个梦太容易解释了——这是个由城市的噪音引起的简单的焦虑梦：由于考古学家满脑子全是那个庞贝姑娘，因此错将噪音当成庞贝城的毁灭。”多数人对梦的过程的轻视，一般对梦的解释都是肯定有某种外部刺激与梦的内容大体吻合。导致主人公做梦的这一外部刺激，就是吵醒睡眠者的噪音。如果仅仅是这样的话，我们对梦的兴趣也就所剩无几了。我们真想假设，那天早晨城市的噪音比平时更大一些！我们也真希望作者告诉我们那天晚上汉诺德一反常态，开着窗户睡觉！可是很遗憾，作者没有多动些笔墨告诉我们。要是焦虑梦果真这么简单就好了！可它们不是，所以这个梦激发的兴趣远不止于此。
梦的形成与外部感官刺激并无必然联系。睡眠者可以无视这类来自外部世界的刺激，也可以无视被这类刺激吵醒而根本不做梦，或者像故事里发生的一样，由于这种刺激在其他方面满足了他的需要，他就把它插入在梦中。有大量的梦，外部刺激对睡眠者的感官作用不能决定梦的内容。[34]这个观点讲不通，我们必须另辟蹊径。
或许，我们可以在梦对汉诺德醒来以后的生活产生的效果中找到切入点。在那之前，他就有一种幻想，认为格拉迪沃是庞贝人。这一假设现在被他所肯定，接着另一个假设也被肯定——她与其他人一起于公元79年被埋葬了。[35]忧郁的情绪伴随着妄想的展开而弥漫开来，有点像充斥于梦境的焦虑的回声。源于格拉迪沃的这一新生痛苦，我们似乎难以理解。格拉迪沃即使是在公元79年的那次毁灭中幸存下来，到现在也已死去许多世纪了。我们应不应以这种方式与诺伯特·汉诺德或作者争论？这样，我们又一次陷入困境，似乎已理解无门。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因梦而生起的幻想的扩张是与一种极其痛苦的情绪同时发生的。
然而，除此之外，我们还是与先前一样一筹莫展。这个梦不会不解自明，我们只好从我的《释梦》中借用几条规则，来解释眼前的这个梦。
规则这一大意是说一个梦的内容与做梦的前一天所发生的事件之间必然存在着某种关系。我们的作者似乎想表明他遵循了这一条原则，因此他把梦与汉诺德的“步行者研究”联系起来。现在这些研究的唯一意义就是他在寻找格拉迪沃，试图认出她那富有特色的姿态。因此，这梦里应含有一个暗示，指点他在哪儿能找到格拉迪沃。的确梦里她出现在庞贝，但这对我们来说并不新鲜。
另一条规则讲，如果梦者对梦的意象的真实性信念经久未变，以致自己难以从梦中解脱出来，这说明该信念不是由梦的意象的生动性引起的错觉，而是一种心理行为：它是与梦的内容相关的一种确认，确认某事果如梦中所见，这时梦者应该相信这些保证。[36]如果我们坚持这两条原则，我们肯定会得到结论，梦提供了他要寻找的格拉迪沃的去向的一些信息，而且这些信息与实际情况相一致。我们了解了汉诺德的梦，那么，把这两条原则应用于其中，能够得出合情合理的解释吗？
说来也怪，确有此效，只不过这种意义以某种特殊的方式伪装了起来，不易被全部认出来。
汉诺德从梦中获悉，他曾寻找的姑娘与他生活在同一时代，居于一城。这与佐伊·伯特冈本来的情况吻合，只是梦中的城市不是德国的大学城，而是庞贝城。时间也不是现在，而是公元79年。
看得出来这是由位移而导致的一种扭曲：我们所看到的不是现在的格拉迪沃，而是迁移到过去的梦者。不过，基本的和新的事实已经提供了：他要寻找的姑娘与他生活在同一时间和地点。可是，这却欺骗了我们也欺骗了梦者，掩盖了梦的事实含义和内容的位移和伪装是怎么来的呢？我们已经有办法给这一问题一个满意的答案。让我们来回忆一下作为幻想先兆的各种幻觉的起因和本质（44、55）。它们是被压抑的记忆的替代和衍生，除非被压抑的记忆变形，否则它将受阻无法进入人的意识领域。但它又可以通过变化和歪曲抵抗稽查者的许可，有可能进入意识领域。当这种妥协（机制）一经建立，记忆便转为幻想。这很容易被意识所误解，即难以与占主要地位的心理流汇合。现在，我们可以假设，梦的形象是人们的生理，而非病理幻想的产物——是被压抑成分与占优势的成分之间斗争妥协的产物。这种斗争可能每个人都有，就连那些在白天看来头脑完全正常的人也会有。于是我们就明白了，须将梦的意象看作是某种被扭曲的事物，应该去寻找其背后隐藏的别的东西，某种被歪曲的事物。但这种事物是不易找到的，像汉诺德幻想背后被压抑的记忆。我们可以把我们用这种办法发现的正反两方面表现出来，办法是把梦者初醒时的记忆，即梦的显性内容与欺骗稽查者歪曲前梦的基础，即隐性梦念区别开来。因此，释梦包括将梦的显性内容解译成隐性梦念，包括把梦念歪曲为从屈从于抵抗稽查者下解脱出来。如果我们将这些想法应用于解释目前的这个梦，会发现其隐性梦念只能是：“你要寻找的那位具有优雅步态的姑娘的确与你同居一城。”但是这一思想在隐性梦念阶段是不能进入意识领域的。它为一个稽查者所阻，这个稽查者就是幻想已经规定格拉迪沃是庞贝人，这一规定是在此之前的心理妥协的结果。
如果要确认她与诺伯特于同一时期住在同一地方这一事实，那便别无选择只能接受歪曲的信念：
“你与格拉迪沃在同一时期住在庞贝。”这便是为梦的变性内容所传达的信息，并被表现为一个实际经历着的事件。
一个梦一般很少仅表现或者说表演一种思想，而通常都是表现了一系列的思想，一个思想的网络。汉诺德梦境中的另一构成要素可以被分离的，它的歪曲状态可以很容易被反正，因此它所表现的潜在意念是可以被识别的。这个构成要素就出现在梦的结尾处，它又一次将梦的现实的可能性拓展开来。在梦中，步行中的格拉迪沃被变成了大理石塑像。这只不过是对现实事件具有独创性和富有深意的表现，事实上，汉诺德已经将他对活生生的姑娘的兴趣转移到了雕塑的身上：
对于他来说，他所热爱的姑娘已经变成了大理石塑像。处于潜意识状态的梦念，在努力把雕塑变成活生生的姑娘，它们似乎在对他说：“你只是对格拉迪沃的塑像感兴趣，因为它使你想起了佐伊，而她此时此刻还活着，就在此地。”可是，如果这一发现进入意识状态的话，那就意味着幻想要结束了。
我们是否有必要像现在这样用潜在意念替换梦的显性内容的每一个片断呢？严格地讲，是的，如果我们在解释一个确实做过的梦，我们是不能逃避这一义务的。即使是那样，梦者也必须向我们做最详尽的解释。显然，我们是不能在作者创作的故事中实现这一要求的。不过，我们也不能忽视，我们在解释或破译梦的过程中尚未分析梦的主要内容。
汉诺德的梦是个焦虑梦，它的内容是恐怖的，梦者睡眠时感到了焦虑，之后便产生了痛苦的感觉，这于我们解释梦多有不便，我们又不得不求助于释梦的理论。该理论告诫我们不要误入这样的歧途：误把梦中感觉到的焦虑归属于梦的内容，把梦的内容当作是清醒时的意念内容。它还指出，人们会经常在没有感到焦虑的情况下梦见可怕的事情。而我们却发现真实的情况完全不同，不易猜测到，却可以证实。焦虑梦中的焦虑像一般情况下的神经性焦虑一样，属性情感和性感觉，都来源于被压抑的力比多。[37]因此，当我们释梦时，我们须用性兴奋来取代焦虑。通过这种方式产生的焦虑——并非一成不变，却很频繁地对梦的内容产生有选择的影响并导入意念性因素。
这些意念性因素当我们从意识的角度和错误的观点来考察时，似乎与焦虑的情感相适宜。我已讲过，这并非一成不变，因为许许多多的焦虑梦之内容一点儿也不恐怖，因而也不可能对感受到的焦虑从意识的层次进行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