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对于体质因素及其相互作用的知识仍是不完整的，本书里我曾触及某些因素，我现在要做一些总结。自我固有的忍受焦虑的能力，可能因出生时自我凝聚程度的多寡而定，这也反之决定了分裂机制活动的多寡，以及相应的整合能力的多寡。其他从产后生活一开始即存在的因素是爱的能力、贪婪的强度，以及对抗贪婪的防御。
我认为这些相互关联的因素，是生本能与死本能之间某些融合状态的表现，这些状态基本上影响了一些动力过程，通过这些过程，破坏冲动受到力比多的抵制与缓和。这些过程是塑造婴儿无意识生活的重要时刻。从产后生活一开始，体质因素就与外在因素密切相关，这些外部因素开始于出生的经验及被照顾与喂奶的早期情境。【近来对于产前行为模式的研究，特别是葛塞尔（A. Gesell）所描述与总结的行为[《胚胎学》（The Ebryology of Behaviour）]，提供了思考关于原初自我和体质因素在胚胎时运作程度的材料。以下也是一个开放问题：是否母亲的心理与身体状态在上述的体质因素方面影响了胚胎。】并且，我们有足够的根据来假设：从早期开始，母亲的无意识态度就强烈地影响着婴儿的无意识过程。
因此，我们必然得出的结论是：体质因素不能与环境因素分开而独立考虑，反之亦然。它们共同参与形成了早期的幻想、焦虑与防御，这些虽然会落入某些典型的模式，却有无穷的变化，这就是个人心理与人格萌生的土壤。
我已经尽力表明：通过仔细的婴儿观察，我们能够获得一些认识——知悉他们的情感生活，并且预测其未来的心理发展。这样的观察，在上述局限内，在某种程度上支持了我对发展最早阶段的发现。这些发现是在儿童与成人的精神分析过程中获得的，因为我能够将他们的焦虑与防御追溯至婴儿期。我们可以回想：弗洛伊德在其成人病患的无意识中发现了俄狄浦斯情结，使儿童观察更为进步了，而这些观察又反过来充分地证明了他的理论性结论。在过去数十年来，俄狄浦斯情结固有的冲突已经广为人知，其带来的结果是增加了人们对儿童情绪困难的了解，但是这主要适用于发展较为高阶的孩子，婴儿的心理活动对大部分的成人来说仍是个谜。我大胆提出了以下想法：更密切地观察婴儿（受到来自儿童分析所得到的更多关于早期心理过程的知识的刺激），必然在不久的将来为婴儿的情感生活带来更多的洞见。
我在本书的几章与先前的著作中提出的论点是：婴儿过度的被害焦虑与抑郁焦虑，在心理疾病的精神发生学中具有关键的重要性。在本文中我已反复指出，一位善解人意的母亲可以通过她的态度减少其婴儿的冲突，并因而在某种程度上帮助婴儿更有效地应对焦虑。因此，更充分、广泛地了解婴儿的焦虑与情绪需求，将会减少婴儿期的痛苦，并且为日后的生活奠定更多快乐与稳定性的基础。
批注
批注一
这个问题的一个基本方面是我想提及的，我的精神分析工作让我得到以下的结论：新生儿无意识地感觉到一个具有独特好品质的客体存在着，从中可以获得最大的满足，而这个客体就是母亲的**。此外我相信这些无意识的知识，意味着与母亲**的关系以及拥有**的感觉，甚至在那些非喂母乳的孩子身上也会发展出来。这一点解释了上文提到的一个事实：奶瓶喂食的孩子也会内射母亲的**，包括其好的与坏的两个方面。这些婴儿在内在世界稳固建立好**的能力有多强，取决于许多内在与外在因素，其中与生俱来的爱的能力扮演着一个关键的角色。
从刚出生时开始，无意识里关于**的知识就已存在，并且体验到对**的感觉，以上事实只能作为一种种系的遗传（phylogenic heritance）来想象。
现在来思考个体发育（ontogeic）的因素在这些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假设：婴儿的那些与口腔感觉密切相关的冲动，导引他朝向母亲的**，因为其第一个本能渴望的客体就是**，而且其目标是要吸吮**。这就意味着奶瓶的奶嘴不能完全取代被渴望的**，奶瓶也无法取代被渴望的母亲**的气味、温暖及柔软。因此，尽管婴儿可能容易接受并且享受奶瓶喂奶（特别是如果可以建立一种接近**哺乳的情境），他可能仍然会感觉到没有得到最大的满足，因而体验到对能满足他的特殊客体的深切渴望。
对无法获得的理想客体的渴望，是心理生活的一个普遍特征，因为它来自孩子在发展过程中所经历的各种挫折。这些挫折在必须放弃俄狄浦斯客体的时候达到高峰。挫折与怨恨的感觉导致了幻想性的退行，并且经常回溯性地聚集在与母亲**之间关系中受到剥夺的痛苦上，这种情形甚至会发生在曾经拥有满足的**哺乳经验的人身上。不过，我在许多分析中都发现，对没有接受过**哺乳的人来说，他们对无法获得的客体的渴望，其品质显示了特殊的强度与性质。这种渴望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其起源在婴儿最初的哺乳经验与最初的客体关系中就明显可见。这些情绪的强度在不同的个体间有所差异，而且对心理发展有不同的影响。例如，对有些人而言，**被剥夺的感觉可能是促成强烈怨恨及不安感的原因，对客体关系和人格发展来说具有各种不同的暗示含义；对其他人来说，对于一个独特的客体（虽然他们不知道它是什么，但是感觉到它存在于某处）的渴望，可能强烈地激发出升华的发展路线，例如追寻一个理想，或是对个人成就的高标准。
我现在要将这些观察与弗洛伊德的一段话进行比较。在读到婴儿与母亲的**，以及与母亲的关系的根本重要性时，弗洛伊德说道：
“种系发生（phylogeic）的基础远远凌驾于偶发的个人经验之上，因此孩子是否真的吸吮到**，或者是由奶瓶养大而从未享受到母亲的照顾，并没有什么差别。他的发展在两种情况下是相同的，或许在后者的情况下，他在日后的渴望会更大。”[《精神分析纲要》（An Outle of Psycho-Analysis，第56页），粗体为作者所标示。]
在此，弗洛伊德赋予种系发生因素如此绝对的重要性，使婴儿真正的哺乳经验变得相对不重要了，这远远超出了我的经验所带给我的结论。然而，在我加粗体字的文句中，弗洛伊德似乎考虑到这一可能性：错失了**哺乳的经验被感觉为一种剥夺，否则我们无法解释对母亲**的渴望为什么“会很大”。
批注二
我已经清楚地阐明，在婴儿对母亲的对比情绪的合成中表现出来的整合过程，以及随后将客体的好坏两个方面整合在一起的过程，构成了抑郁焦虑与抑郁位置的基础，这意味着这些过程从一开始就和客体有关。在断奶的经验中，感到失去的是最初所爱的客体，因此与此客体有关的被害焦虑与抑郁焦虑都有所增强。于是，开始断奶成为婴儿生活中的主要危机，他的冲突在断奶的最后阶段达到了另一个高峰。进行断奶的方式，每一个细节都影响了婴儿抑郁焦虑的强度，都可能增强或是减弱其修通抑郁位置的能力。因此，最好是小心而缓慢地断奶，因为骤然断奶会突然增强其焦虑，可能会损害其情绪的发展。在这里有许多重要的问题需要探讨：例如在生命最初几周甚至数月，以奶瓶代替**喂奶的影响是什么？我们有理由假设，这个情境与开始于约5个月大的正常断奶是不同的。这是否意味着，因为在最初三个月中被害焦虑占优势，这种形式的焦虑由于早期断奶而有所增加？还是说这种经验使婴儿的抑郁焦虑更早发生？这两种后果以哪种为主，部分取决于外在因素，例如何时真正开始断奶，以及母亲处理这个情境的方式；另一部分则取决于内在因素——大致可以归纳为固有的（herent）爱与整合能力的强度，而这又意味着在生命开始时自我固有的强度。正如我反复主张的，这些因素构成了婴儿安稳建立好客体的基础，即使从来没有**哺乳的经验，也可以达到某种程度。
另外一个问题是晚期断奶（常见于原始人及某些特定的文明社群）的影响，我没有足够的资料来回答这个问题。不过，从我的观察与精神分析的经验来判断，我可以说大约第一年的中期是开始断奶的最佳时机，因为婴儿在此阶段正经历抑郁位置，断奶会在某方面帮助其修通无法避免的抑郁感觉。在这个过程里，他受到了在此阶段发展而扩大范围的客体关系、兴趣、升华及防御的支持。
<!--PAGE 10-->至于断奶的完成——也就是完全从吸吮改为用杯子喝，比较难对其最佳时机作一般性的建议。在这个问题上，孩子的个别需求（在这个阶段比较容易通过观察来判断）应该被当作决定的标准。
对某些婴儿来说，在断奶的过程中有更进一步的阶段需要加以考虑，也就是放弃吸吮大拇指或是手指头。有些婴儿因为来自母亲或保姆的压力而放弃了；但是，根据我的观察，即使婴儿看起来是自己放弃吸吮手指头（同样，此时外在的影响不能被完全抹杀），仍然不可避免地会带来典型断奶期的冲突、焦虑及抑郁的感觉，有些婴儿甚至会失去食欲。
断奶的问题与更普遍的挫折问题相联系，挫折如果没有过度（在此我们应该记得，某种程度的挫折是不可避免的），甚至可以帮助孩子处理其抑郁的感觉，因为克服挫折的经验会强化自我，也是支持婴儿处理抑郁的哀悼工作的一部分。更确切地说，母亲的再现重复证明了她未被摧毁，也没有变成坏母亲，这意味着婴儿的攻击性并未导致他所害怕的结果。因此，在挫折的伤害性与助益性之间，存在着一个极具个体差异性的、细致的平衡状态。这个平衡状态是由各种内在与外在因素决定的。
批注三
我的主张是偏执—分裂位置与抑郁位置都是正常发展的一部分，我的经验导致我作出以下结论：如果婴儿早期的被害焦虑与抑郁焦虑在比例上超过了自我逐渐处理焦虑的能力时，可能会导致孩子病态的发展。在前一章中，我曾经描述了与母亲（“好”母亲与“坏”母亲）关系上的分裂——这是自我尚未充分整合的特征，还有分裂的机制（它们在生命最初的3—4个月时达到高峰）。正常情况下，与母亲关系的波动及暂时的退缩状态——由于受到分裂过程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因为在这个阶段，它们和自我不成熟的状态有密切的关联。不过，当发展的进行不尽如人意时，我们就可以得到这种失败的某些指标。在本章里，我已提到某些典型的困难，它们表明偏执—分裂位置尚未被很好地修通。虽然这些例子的表现方式在某些方面有所不同，但是它们都具有一项重要的共同特征：客体关系发展上的紊乱，在生命最初的3—4个月时就已经可以被观察到了。
我要再说一次，有些困难是修通抑郁位置正常过程的一部分，例如烦躁、易怒、睡眠困扰、需要较多注意、改变对母亲与食物的态度。如果这些困扰过多而且持续过久，可能表示修通抑郁位置的失败，而且可能成为日后躁郁症的基础。不过，修通抑郁位置的失败也可能导致一个不同的结果：比如退缩、不理母亲与其他人等症状，就可能稳定发展为常态，而不只是过渡或局部的现象。如果再加上婴儿变得更为情感淡漠、无法发展更广泛的兴趣并接受替代物——这些通常与抑郁症状同时存在，而且部分是克服抑郁症状的方式，那么我们可以推测抑郁位置并未成功地修通，而且退行到前一个位置——偏执—分裂位置，我们必须赋予这个退行极大的重要性。
<!--PAGE 11-->再重复一次我在稍早的文章中所表达的观点：被害焦虑与抑郁焦虑如果过度，可能会导致童年期的严重精神疾病与心理缺陷。这两种形式的焦虑，也为成人期的妄想症、精神分裂症与躁郁症提供了固着点。
批注四
弗洛伊德提到，婴儿与母亲玩“消失出现”游戏（母亲遮住脸然后再把脸露出来）时的快乐（弗洛伊德没有说明他指的是婴儿的哪个阶段，但是从这个游戏的性质来看，我们可以假设他提到的是婴儿第一年的中后期，或许更大一些）。关于这一点，他说婴儿“无法分辨暂时的不在与永久的失去，只要婴儿看不见母亲，就会表现得像是永远不会再见到她似的。有必要重复相反的安慰体验，让婴儿了解到母亲在消失之后通常会重新出现。”（S.E.20，第169页）
更进一步的结论是：在这一点上存在着同样的观点差异，就像稍早提到的对棉线轴游戏的诠释一样。根据弗洛伊德的说法，婴儿在思念母亲时体验到的焦虑产生了“……一个创伤情境，如果婴儿在当时正好感觉到必须由母亲来满足的需要，如果这个需要在当时不存在的话，它就会转变成一个危险情境。因此，焦虑的最初决定因子是自我自行引起的，也就是失去了对客体的感知（相当于失去客体本身）。此时还没有失去爱的问题。后来的经验会教导孩子：客体可以是存在但却对孩子感到生气的。然后，失去来自客体的爱便成为一个更持久的新危险，也成为焦虑的决定因子”（同上，第170页）。我曾在不同的文章中提到，并在此总结阐释的观点是：婴儿体验到对母亲的爱与恨，当婴儿思念她并且其需要没有得到满足时，她的不在被感觉为是婴儿的破坏冲动所造成的后果，因此发生了被害焦虑（害怕好母亲可能变成了生气而迫害的母亲），以及哀悼、罪疚感与焦虑（害怕所爱的母亲会被他的攻击所摧毁）。这些焦虑构成了抑郁位置，并且通过比如具有安抚性质的游戏而被一次次克服。
在思考过关于婴儿的情感生活与焦虑的见解的若干不同之处后，我想把关注点放在与上述引文处于同一段落的文字上。在此处，弗洛伊德似乎认可了他对哀悼主题的结论，他说：“……与客体分离何时会产生焦虑？何时产生哀悼？何时可能只产生痛苦？我马上要说的是，这些问题绝不可能得到答案。我们必须满足于做出一些区分，并预示一些可能性。”（同上，第1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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