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现在的结论建立在那些男童的精神分析上，在这些分析中，我可以追溯男童的反常发展。我们可以发现超强施虐（或者施虐）没有得到成功纠正，这导致了人生很早阶段的过度焦虑发生。这是因为个体曾经非常排斥现实，产生了严重强迫症和偏执狂的特征。这些男童身上的力比多强化冲动和同性恋的构成改善或者驱走他们早期对父亲的恐惧，我认为这种应对焦虑的形式是偏执狂患者【第三章讨论了一个偏执狂症状的病例，我试图确立女性同性恋缘由的相似理论，读者也可能记得第四章中与埃贡有关的分析，我将在第十四章回到这个话题。洛埃伊姆（Rohei）在人类学研究资料上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对比他的论文《弗洛伊德大众心理学中和个体分析中的团体心理分析》）。的同性恋病因原理，狼人后来发展的偏执狂症的事实支持了我的说法。【对比鲁斯·马克·布朗斯威克（Ruth Mack-Brunswick），没有具体引用内容。
弗洛伊德似乎证实了我的想法，在他的《自我和本我》（1932）【《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卷19，第43页，第44页。中，他论及偏执狂患者的恋爱关系：“但是，我们通过分析偏执狂变化过程，得知还有另外一个可能存在的机制。这个机制表明，爱恨的矛盾在起点就存在，两者间的转换（transforation）通过情感贯注反应的置换发生，能量从**冲动退出，并转移至仇恨冲动。”
在狼人恐惧症中，我相信我能清晰认出最早期的尚未改善的焦虑，他的客体关系也没有小汉斯的成功，他未完全建立的性器阶段和强大的肛门施虐冲动在严重神经官能症中可以被观察到，并且它们很快就完整表现出来。小汉斯能改善他危险而可怕的超我，改变超我的危险形象，并且克服他的施虐症和焦虑情绪，他在这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功解释了他与父母的更加良好的客体关系，而且解释了两个事实：他积极显著的异性恋取向，以及他满意地到达了性器发展阶段。
我相信，在焦虑得到改善的过程中，肛门后期开始的那些机制与它发生联系。在肛门后期，强迫性神经官能症发作，我认为强迫性神经官能症其实是治愈最早期精神病症状【强迫性神经官能症仅仅只是自我采取的治疗手段之一，其目的是为了克服这种早期婴儿精神焦虑。自我采取了别的治疗手段，这些将在第十二章中讨论。的一种努力，而且婴儿期的神经官能症的强迫机制和那些更早发展阶段的机制都已经在运作中。
初看起来，我所说的强迫性神经官能症的某些因素在婴儿神经官能症的情况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这个说法与弗洛伊德所说的关于强迫性神经官能症的发病起始点完全不同，尽管如此，我相信这两种不同的说法可以用一个基本道理来解释清楚。我发现强迫性神经官能症起源于童年的早期，但是综合各种分散的强迫性特征，我们得出一个完整结构的整体——神经官能症。神经官能症在童年的后期才出现，也就是直到潜伏期才出现。大家普遍接受的理论是肛门施虐期的固着点不会成为强迫性神经官能症发生的因素，而是要等到后期，当重新退回到施虐期的固着点时，才作为发生作用的因素。我的观点是强迫性神经官能症的真正起点是在儿童发展强迫症状和强迫机制时——进入后期肛门制约阶段。我们完全可以理解早期强迫性症状呈现一幅与后期完整发展的神经官能症不同画面的事实，如果我们记得，在潜伏期，成熟的自我调整了与现实的关系，着手精心准备和整合那些自从童年早期【我将在第十章考虑这些变化。在第十章中，我尽力证明在潜伏期，儿童的神经官能症帮助满足自我、超我和本我的要求。而在更早的阶段，当自我还不成熟时，自我还不能采用此方法控制焦虑。就异常活跃的强迫性特征。幼童强迫性特征不被识别的另一个原因在于，他们与更早期的精神疾病一起发作，而这些精神疾病没有与其他各种防御机制一起得到解决。
我已经努力证明【见第六章的内容。——译注，幼童太多时候表现出鲜明的强迫性特征，这个阶段被称为幼儿神经官能症阶段，一个真正的强迫性神经官能症已经占据这个时期的画面【参见莉塔（第三章）这个病人，当她来接受分析时，她才两岁零九个月，她已经有明显的强迫性症状，最明显的症状是复杂的就寝仪式、极度秩序感和洁癖，后者在她的许多生活习惯中有表现，它们暴露了她的强迫性的性格特征，这个特点体现在她所有性格中；另外，这些习惯时间长久，她的就寝仪式习惯在她刚两岁时就开始了，她一直这样，厄娜（第三章）来接受分析时，她六岁，她的某些强迫性症状也追溯到她两岁结束的时候。在这种非常严重的病例中，神经官能症在很早时就表现出许多类似成年人的强迫型神经官能症症状。。我的经验是当早期焦虑情境太严重，并且没有被充分改善的时候，上述情况会发生，儿童将发展非常严重的强迫性神经官能症。
我希望在区别强迫性特征的早期根源和后期强迫性神经官能症的过程中，我已经表达清楚强迫性神经官能症的演变过程，以及这个过程与大家已经普遍接受的理论完全一致。在《抑制、症状和焦虑》中，弗洛伊德说：“强迫性神经官能症的起因表明，有必要驱走俄狄浦斯情结的力比多。”他继续表述：“力比多的性器结构很脆弱，抵抗力不够，所以当自我开始防御时，它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将部分或者整体性器结构（阴茎阶段）退回至更早的肛门施虐阶段，而这个退回对后期的发展意义重大。”如果我们把力比多的各种波动变化视作退回，我认为这种退回波动是早期发展的特点：在早期，性器性欲多次发展被终止之后，最终得到完全确定和加强。如果我关于俄狄浦斯情结很早就开始的提法准确无误，关于强迫性神经官能症的描述就不会与弗洛伊德上面所述的观点互相矛盾了。我的论点将证实弗洛伊德尝试性提出的另外一个提议，他说：“也许退回不是个体体质因素造成，而是时间因素，也许退回的发生并不是因为性器结构太脆弱，也不是因为施虐最高峰时自我的反抗开始得太早。”弗洛伊德反对这个观点，他说：“我不准备就这一点发表确定的说法。”但是我想说，精神分析观察并不支持这样的假设。分析观察表明了在强迫性神经官能症进入时，性器阶段就已经启动；另外，神经官能症的开端属于生命后期，在歇斯底里症之后，属于童年发展的第二阶段（在进入潜伏期时）【《抑制、症状和焦虑》（1926），《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卷20，第13页，第14页。。我的观点：强迫性神经官能症起源于童年第一阶段，症状本身的显著表现却是在潜伏期的开端。如果我断言我的观点正确，这些反对意见就都可以抛弃了。
我相信强迫性机制在童年很早时期——幼儿一周岁以后就开始有活力。这个观点是我理论的一小部分，我认为超我在儿童生命的最早期形成，最开始感觉到的是焦虑，随后，早期施虐阶段慢慢接近，罪疚感也出现了。这个观点与我们目前已经了解的理论有很多不同之处。我在这本书的前面部分描述了病例分析，我的观点建立在这些病例上，现在我想从理论上支持这些病例分析。让我们再次转向弗洛伊德【同上，第128页。的观点：“就强迫性神经官能症而言，所有后期病症形成的主要原因一定是自我对超我的恐惧。”我却认为强迫性神经官能症是纠正早期焦虑情境的手段，而且，强迫性神经官能症的严厉超我并不与儿童发展早期未经修正的、可怕的超我有什么不同之处，这让我们更加接近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为什么这种神经官能症的超我竟然如此严厉？
儿童罪疚情绪与外尿道施虐和肛门施虐紧密相关，这些情绪来源于幻想攻击，在施虐高峰期【人们普遍接受的观点是性器阶段唤起的罪疚感与“保持清洁”伴随的退回有关，此观点没有纳入这种严厉的罪疚情绪，也没有考虑焦虑情绪与前性器阶段发展趋势的紧密联系。这种早期“保持清洁训练”给成年人的永久印象及其影响儿童终身心里发展的方式——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在成年人的精神分析中看见——它们均指向儿童早期“保持清洁”的做法，以及由此导致的罪疚情绪两者之间存在紧密联系。费伦齐（Ferenzi）在《性习惯的精神分析》（1925）中委婉表示，这两者之间有更加直接的因果关系，而且存在某个超我生理前导，他把此前导称之为“括约肌道德”（sphcter orality）。，儿童幻想攻击母亲的身体。在早期分析中，我们了解儿童害怕“坏”母亲，这个母亲不断要求儿童归还大便和从她那里被偷走的干净小孩，因此当生活中母亲（或者保姆）要儿童保持清洁的同时，她就变成了一个“坏”人，这个“坏”人不仅要求儿童远离大便，而且在儿童的幻想中，这个人总是想要从他的身体内武力夺走这些大便。另外一个巨大的恐惧来源是内射意象，因为儿童的破坏性想象力针对的是外部客体，他总是以为身体内部有同样野蛮的破坏性攻击。
在这个阶段，把粪便比作危险、有毒、可燃烧物甚至各种攻击武器，其结果就是儿童害怕自己的排泄物变成攻击自己身体的武器。这个排泄物等于攻击工具，以及儿童的攻击幻想进一步造成儿童害怕外部和内部客体的攻击，这些焦虑的源头全部都强大无比、手段高明，我认为训练孩子“保持清洁”是造成儿童焦虑情绪的最深层次的原因。
因此，儿童表示厌恶、遵守秩序和保持清洁，这些反应的形成来自于各种不同源头的焦虑情绪，这些源头都来自早期危险情境。从肛门期的第二个阶段开始，儿童与客体的联系已经发展，我们知道，他的怜悯反应更加显著可见。而且正如我之前所强调，他对客体的满意情绪保证了儿童自己的安全，保护他不受外在和内在的破坏，客体修复成原样也是他身体保持完整无损的必要条件【各种反应的形成和罪疚感进入时期是在自我形成的早期——最早是儿童进入一周岁时（亚伯拉罕[Abraha]在一两篇文章里支持了这个观点）。在他的《力比多发展的简短研究》（1924）中，他说：“在伴随同类相残的性目标的自恋阶段，本能抑制的第一证据以病态焦虑的形式出现，克服同类相残冲动的过程与罪疚感紧密相连，罪疚感作为第三阶段的典型抑制现象进入前场显目位置。”（第496页）。
我认为兴起于早期危险情境的焦虑与强迫特征和强迫症症状紧密相关。焦虑症牵涉到多重伤害，并且与身体内部的破坏行为有关，因此焦虑症存在于儿童身体内部，需要被改善。但是，我们对自己身体或者客体身体的内部都没有明确了解，儿童不能确信他对内部伤害和攻击的恐惧是完全有根据的，他也不能确信他用强迫行为已经成功修复了内部伤害，其结果是儿童的这种不确信与强烈的焦虑结成联盟，并且加剧了焦虑程度。还有，儿童无法获知幻想造成的破坏，这导致对知识的如饥似渴的需求。儿童努力克服自己的焦虑，而焦虑的本质总是吹毛求疵，总是过多强调现实，过于追求精确等等，这种不确定性焦虑【在他的《强迫性神经官能症病例的解释》（1909）中，弗洛伊德评论：“从另外一方面看来，强制行为是一种尝试，它弥补怀疑并且改善抑制无法忍受的条件（怀疑是抑制的证据）。”（《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卷10，第243页）引起的怀疑不仅在造成强迫性特征中发生作用，而且激发儿童太强调确切无误，太强调秩序感，太遵守规则和仪式等等。
强迫症的另外一个重要构成部分是各种原因的焦虑——它的强度和数量，属于最早期的危险情境。这些强烈而多重的焦虑以同样强烈的冲动启动防御机制，引导儿童强迫自己保持清洁或者修补破损的东西，修复被破坏的东西，这些强迫行为与各种施虐幻想和幻想的细节相对应。
除此之外，强迫性神经官能症患者还强制别人，我认为这是多重投射的结果。首先，他试图甩掉无法忍受的强制，他只能把他的客体勉强当作他的自我或者超我，这样可以替代外界的强制。在完成这个过程中，他碰巧满足了折磨和征服客体的重大施虐愿望；其次，他把内射客体的破坏和攻击的恐惧置换到外部客体上，这个恐惧唤起他控制、管理他意象的强迫症。事实上，这是永远得不到满足的强迫症，它主要是针对外部客体发生。
我的观点是，强迫症行为具备强度和多样性，它与神经官能症的严重程度，以及与焦虑症的特征和范围不相上下（发端于最早期危险情境的焦虑症）。如果这个观点正确，我们应该处于更有利的位置去理解这两者之间存在的紧密联系：偏执狂和严重神经官能症。根据亚伯拉罕的说法，偏执狂的力比多退回到这两个肛门期的早期。在我已经发现的结果的基础上，我对此作进一步的说明：在肛门施虐期的早期，如果个体早期的焦虑情境运作猛烈，个体实际上跳过了他通常在第二阶段（肛门施虐的第二阶段）才克服的初步偏执狂状态，而且强迫症的严重程度取决于偏执**扰的严重程度（偏执狂正好发生在强迫症之前）。如果他的强迫性机制不能充分克服那些干扰，他潜伏的偏执狂特征将会正式出现，不然，他就会忍受经常发作的偏执狂症。
我们知道对强迫行为的压制唤起个体焦虑，因此强迫行为事实上起到控制焦虑的目的。如果我们认为被控制的焦虑属于最早期的焦虑情境，并且儿童的恐惧达到顶点（害怕自己的身体和他的客体以不同的方式被破坏），我们将能够更好地理解许多强迫行为的深层次意义。比如，一旦我们能够更清楚地识别焦虑的本质和罪疚的本质（隐藏在肛门期的物物交换现象变得更好理解。
在游戏分析中，我们找到了强迫性拿取和随后归还动作的各种解释，这些动作伴随焦虑感和罪疚情绪发生，这是对之前抢夺和破坏行为表征的反应。比如，孩子们把一个盒子里的东西转移到另外一个盒子中，并且小心翼翼地摆放和保存它们，每一个动作都表现出焦虑情绪。如果孩子年纪足够大，他还会计算盒子里东西的数量。盒子里的东西杂七杂八，里面有划燃过的几根火柴棍（上面的黑焦炭已经被孩子不厌其烦地擦干净）、折纸、铅笔、砖块、几根线头等等，它们代表的都是孩子从母亲身体里取来的东西——父亲的阴茎、孩儿、粪便、尿液和母乳等等。他可能用同样的方法对待书写，把纸撕成碎片，然后小心翼翼地把它们藏起来。
我们随后通常看见，在儿童不断增加的焦虑中，他不仅象征性地把他从母亲身体内取来的东西放回去，他还强迫自己从盒子里拿出来或者放回去。可是这些根本不能让他自己满意，他不断强迫自己以各种方式补偿。他还回去的东西和他这么做的过程都使他的施虐趋势得以继续打破他的反对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