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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早期焦虑情境及其对儿童发展的影响 第八章02(1 / 2)

儿童还想象他的父母把外**和排泄物作为危险的武器,他们彼此相互攻击。这些想象丰富并且意义不凡,包括吞入母亲身体的阴茎变成了危险的动物或者装满了爆炸物的武器,或者她的**被想象成一个危险的动物或者某个致死工具,比如一个下了毒药的老鼠夹。这种主观想象的性欲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有施虐的特征,在他的想象中,他的父母彼此互相伤害。

儿童的施虐在最初的每一个阶段都经历了数量上的增加,除此之外,质量上的改变也同时发生,并且起到加强效果的作用。在施虐阶段的后期,儿童想象各种非常暴力的客体攻击行为。他利用各种方式来施虐,他秘密进行施虐攻击,不厌其烦地重复进行,这样使得施虐变得更加危险。比如,在这个阶段的第一部分,儿童常常采取公开的暴力行为(open violence reigns),以及粪便等排泄物作为直接攻击的工具,而爆炸和毒品这一类破坏工具获得某种意义。所有这些物质加在一起增加了施虐想象的程度,其数量、种类和丰富内容多得无法穷尽。实际上,这些施虐冲动是针对父亲和母亲的**,它导致儿童想象父母对他采取联合惩罚的焦虑。在这个早期阶段,这种焦虑起到强化施虐的作用,而且增加了他破坏危险客体的冲动,因为儿童带来更大量的施虐和破坏的欲望,加诸在他的父母结合体上,因此,他更害怕父母联合一起对他的仇视。

根据我的观点,俄狄浦斯冲突介入男童的时间是当他开始情感上仇视他父亲的阴茎,并且,他想要与母亲取得外**的结合。他想要破坏父亲的阴茎——他认为留在母亲体内的阴茎。我认为早期外**冲动和幻想在施虐症阶段进入,构成了男童和女童早期的俄狄浦斯冲突,因为冲动和幻想满足了儿童被接受的原则。虽然儿童的外**前期冲突仍然表现显著,但是,儿童已经开始感觉到,除了口腔、外尿道、和肛门的欲望,还有对父亲或者母亲的外**的欲望、嫉妒,以及对同性父母亲的仇恨。儿童在这个早期阶段也开始经历对后者的爱恨冲突。我们甚至可以更夸张一些地说,俄狄浦斯冲突的强烈程度起源于这个早期情境。比如,女童因为对母亲的仇恨和失望,她把口腔和外**的欲望转向她的父亲。同时,女童这种情感还与母亲紧密联系在一起(通过女童的吮吸固着和无能感);男童因为积极口腔情感而对父亲产生依恋,与此同时,男童因为早期俄狄浦斯情景中的仇恨也远离父亲。情感冲突在儿童早期发展中并不是如上文描述的清晰可见。我认为可以这样解释这个事实:幼童具备较少表达自己情感的方法,在这个早期发展阶段,儿童与客体的关系仍然模糊、不清晰。儿童对客体的反应被传递至儿童的幻想客体(phantasy-objects)【儿童对想象客体的情感依附不仅仅是仇恨和焦虑的情感,而且还是正面积极的情感。在这个过程中,儿童从真正客体中抽离情感。不论这种与客体的情感关系是太消极还是太积极,儿童都不能完全把吮吸想象或者补偿想象投射在儿童的客体上,其结果是儿童不得不适应糟糕的现实和接受自己与客体关系被破坏的事实。上,儿童把整个焦虑和仇恨都投射到后者身上,尤其是内化的客体上,所以儿童对父母的矛盾态度仅仅反映出儿童对客体【我将在以后讨论这些客体关系。态度经历的部分困难。但是这些困难有其他一些表现方式,比如,我曾经接触幼童的“夜惊”和“恐惧”,它们都是俄狄浦斯冲突造成。

我不认为在俄狄浦斯冲突早期和后期有一条清晰的分界线。因为据我观察,性器冲动与前性器冲动同时发动,前者对后者产生影响并进行调整。这些冲动本身带有某些儿童发展后期阶段【比如,我不认为芬妮切尔(Fenichel)区分“俄狄浦斯情结的前性器先驱”(pregenital precursors of the Oedip Coplex)和“俄狄浦斯情结”本身有什么道理。他在《俄狄浦斯情结的前性器阶段》中做过这样的分析。的前性器冲动的一些印记,对于性器阶段,这些冲动仅仅意味着性冲动的一种强化形式,因此,前性器冲动和性器冲动可以合并。我们可以观察到两者的合并,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当儿童目睹原始场景或者进行原始想象——这两者都是性器特征,他们都产生非常强烈的针对他们父母**的前性器冲动,比如尿床和大便,并伴随施虐想象。

根据我的观察,儿童的“**”性想象其核心部分是针对父母**的早期施虐想象。在这些交织力比多的破坏冲动中,超我建立起防御抵抗的“**”性想象,并且偶然抵抗“**”本身。儿童的早期“**”犯罪感来自儿童针对父母的施虐想象,而且,由于那些“**”想象包含了俄狄浦斯冲突的基本内容,因此可以被认为是**的中心点。它的罪疚感就力比多冲动来看,的确是对破坏冲动与力比多冲动交织在一起的反应【我参加了1929年在牛津举行的一次精神分析大会。在会上我宣读了一篇论文《自我发展中表征形成的重要性》。我表达了如下的观点:“只是在俄狄浦斯冲突的后期,对力比多冲突的防御才出现;在更早期几个阶段,防御直指对抗破坏冲动。”(《克莱因文集Ⅰ》)在同一次会议上,恩斯特·琼斯在他的论文《恐惧、犯罪和仇恨》(1929)中,强调了侵犯行为在罪疚感上升中的重要性。。如果情况的确如此,俄狄浦斯冲突就不仅是导致“**倾向”(cestuo trends)的原因(儿童因此产生强烈罪疚感),而且导致破坏冲动(“**”恐惧最终来自于破坏冲动)。俄狄浦斯冲突与儿童最早期的“**倾向”永远联系在一起。

如果我们估计正确,儿童俄狄浦斯趋势的进入发生在施虐到达最高峰时。我们就此得出一个结论,主要是仇恨的冲动挑起了俄狄浦斯冲突和超我的形成,而且,仇恨冲动占据了这两个最早和最有决定意义的阶段。这样的观点起初看起来与已经接受的精神分析理论有很大的不同,但是符合我们了解的一个事实,亦即力比多的发展是从前性器到性器阶段的推进。弗洛伊德反复指出“恨”的情感出现在“爱”的情感的前面,他说【《本能和本能的变迁》(1915),p. 139。:“恨作为与客体的联系比爱要更古老,前者来源于自恋情感对外界接二连三的刺激的初始排斥”,然后【同上,p. 138。“自我仇恨、憎恶并且蓄意破坏所有客体,这些客体是不愉快情感的来源,超我根本不考虑他们是否意味着性欲得不到满足或者‘自我保护的需要’【在他的《文明及其缺憾》(1930)中,弗洛伊德说得更入门三分:它(侵犯)形成了人们之间每一种情感关系和爱(也许除了唯一的一个例外,亦即母亲与她的儿子的情感关系。)我自己的观点是俄狄浦斯冲突从原始施虐开始,这似乎对于我来说补充了弗洛伊德的言论:既然俄狄浦斯冲突解释了为什么恨应该是客体关系的基础。这个关系决定了所有未来客体关系的根本决定性意义,在施虐趋势到达最高程度时,儿童对母亲的**客体感受到的模糊不清的情绪,在经历口腔挫败和俄狄浦斯情感爆发时增强,最后,这种情绪发展为完全施虐行为。(self-preservative needs)受到挫折。”

人们最开始认为超我的形成是在性器阶段(phallic phase)。弗洛伊德在他的《俄狄浦斯情结的消解》(1924)一书中表示俄狄浦斯情结是在超我树立起来之后才得到发展,俄狄浦斯情结分裂化解并且超我取代了其地位【《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卷19,第177页。作者显然从记忆中引用的语言,尽管引用的确切说法在所提之处无法找到;但是这个引用完全正确。见《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卷19,第177页。——译注。我们后来又在他的《抑制、症状和焦虑》(1926)【《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卷20,第126页。中读到这么一段话:“因此,对动物的焦虑是自我对危险的有效反应,而这种方式标记出来的危险却是一种被阉割的危险。这种焦虑与自我对现实感受的焦虑没有什么不同(不同的是,这种焦虑在潜意识中存在,并且焦虑以扭曲的方式变成有意识)。”尽管如此,影响儿童的焦虑持续至潜伏期的发端,直到单独与男童的阉割恐惧发生联系,以及与女童失去爱的恐惧发生联系。超我一直要等到前性器阶段之后才会开始形成,它也将受到退回口腔阶段的影响【自我和本我,《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卷19,第29页。。弗洛伊德这样写道:“在最开始阶段,亦即在个人原始口腔阶段,客体贯注(object cathexes)和客体认同毫无疑问是不能互相区别开来的,并且超我事实上是第一次客体贯注的催化者,并且是俄狄浦斯情结结束以后的继承者【《外行分析的问题》(1927),《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卷20,第223页。。”

根据我的观察,超我的形成是一个更简单和更直接的过程。俄狄浦斯冲突和超我【在她的论文《匮乏和罪责》(1929)中,苏珊·艾萨卡(San Isaacs)指出弗洛伊德的“最初认同”在超我的形成中比我们曾经知道的充当更重要的作用。在性前器冲动的绝对控制下进入。已经被内射进口腔施虐阶段的客体——最开始的客体贯注和认同,形成超我的早期阶段。超我的形成并制约超我最早期阶段的是破坏冲动和其引发的焦虑感。在我的观念中,客体的意义对于超我的形成完全有效。但是,如果我们视个人冲动为超我形成的根本原因,超我将以另外的方式出现,比如儿童最早期对客体的认同是一个非真实的和扭曲的客体形象。我们知道亚伯拉罕的理论【亚伯拉罕(Abraha)写道:“就身体已经被内射的部分,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阴茎等同于女性的**……”(《从精神错乱看力比多发展的简要研究》)(1924),论文选》,p.490。,在发展的早期阶段,父亲的阴茎是一个无与伦比的焦虑客体,真实内射的客体主要代表客体器官,它们等同于各种各样的危险武器和各种各样有毒和撕咬的动物;在无意识状态,**代表了一个危险的开口【参见多次在精神分析文献《有牙齿的**》中提到的幻想。。这些等同效果在超我的形成过程中是一个普遍(universal)重要的机制。据我判断,超我的核心内容在同类相残发展阶段【在下一章中,尤其是在第十一章中,我将努力说明儿童内射(不真实存在)幻想既有好图像又有坏图像;并且,随着儿童对现实的逐步适应,以及超我形成的向前发展,那些图像越来越接近他们代表的真实客体。在这一章中,我只打算就儿童的施虐趋势描述一幅发展的图形,并解释儿童早期超我形成和焦虑情境两者之间的关系。发生部分合并时将表现出来,并且,在这个阶段,儿童早期意象(early iages)出现了前性器冲动的印记【在我的《俄狄浦斯情结的早期阶段》(1928)中,我曾这样描述:“我们似乎并不清楚为什么四周岁的儿童往往会在头脑中树立起一个关于父母的非真实的幻想图像,这些图像中充满了对父母进行吞噬、切割、嘴咬。但是有一点很清楚,一周岁儿童的焦虑由俄狄浦斯冲突的发端引起,这种焦虑以一种被吞没和被破坏的形式出现。随后,儿童通过吞没和切割的方式破坏力比多,但是,内射客体把俄狄浦斯倾向唤醒,儿童因此期待被惩罚,并且害怕这个犯错行为会带来惩罚,他的超我将变成某个客体,它会嘴咬、吞没和切割。。

自我往往会把内化的客体看作是本我的敌人,而破坏本能是超我针对外部客体的结果,所以我们预计破坏本能有针对本我的仇恨。我们可以观察到,那些最早期的强烈焦虑感的起源与身体机能发育有关(phylogeic)。就我的分析经验看来,儿童从他的内化客体那里感受到最早期的强烈焦虑。原始部落的父亲是外在的威权,实施对本能的抑制【参考弗洛伊德的《图腾和禁忌》(1913)。,对父亲的害怕是人类在历史进程中获得的。当人们开始内化客体时,这种害怕部分可以防御和抵制破坏本能引发的焦虑【自我将让客体和破坏冲动这两个敌人相互对决,这样做会让自我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同时,威严的父亲保护个体并抵抗破坏冲动。因为个体对父亲权力的崇拜,而个体也可以在发育中获得同等权力。在幼儿精神分析中,我们发现男童和女童不仅害怕他们的父亲,而且对父亲的权力有无尽的崇拜,这是一种很深而又原始的情感。我们必须记住,随着儿童的成长,超我担任的角色虽然是严厉的父亲,但是绝对不是不仁慈的父亲。弗洛伊德在《论幽默》(1928)这篇论文中,说道:“最后,如果超我通过幽默的方式安慰自我,并且保护自我不受苦难,这种方式与父母的作用不相矛盾。”《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卷21,第166页。。

就超我的形成而言,弗洛伊德似乎有两条思路,这两条思路之间在某种程度相互补充。思路一,超我的剧烈程度来源于父亲严厉禁令和禁令重复的次数【在他的《俄狄浦斯情结的消解》(1924)中,弗洛伊德说儿童的自我在俄狄浦斯情结被阉割后转移,“父亲或者父母双亲的权威内射到自我,在那里,权威构成超我的核心,这个核心接管了父亲的严厉并且渗透他禁止**的禁令,因此保证自我力比多客体贯注的重复发生。”(《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卷19,第176页,第177页)在《自我和本我》(1923)中,我们了解到,这个禁令没有完全限定超我与自我的关系:“你应该像你的父亲一样——也就是说,你不可能做到那些你父亲所做的所有事情,有些事情是他的特权。”自我的理想的双面性在于自我理想的客体压制了俄狄浦斯情结,正是在那个革命性的时刻它才赢得了自己的存在。要注意的是,压制俄狄浦斯情结不是一项轻松的任务。儿童的父母,特别是他的父亲被看作是实现他的俄狄浦斯愿望的障碍,所以,他婴儿期的自我强化是为了去除父亲这个障碍。通过在儿童内部树立相同障碍以强化这个压制,自我从父亲处借来力量来完成这项任务,并且父亲出借的力量是一种非常巨大的推动力。超我保持了父亲的人格特征,而俄狄浦斯情结越有力,自我就越快臣服于压抑(在权威力量、宗教教义、学校教育和广泛阅读的影响下),更厉害的是,占据上风的超我以有意或者无意犯罪的方式在后来战胜自我。我因此假设,超我以这种方式掌控力量的根源是一种强迫式的人格,它以绝对命令的方式展现出来。(《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卷19,第34页,第35页)。思路二,正如弗洛伊德在他作品的一两段中表述的那样,超我的剧烈程度是个体破坏冲动造成的结果【在《自我和本我》(1923)中,他说:每一个这样的自我认同在本质上是去性化,或者甚至是性**升华。当这类转变发生时,本能消失也在同时发生,升华之后的性欲不再能阻挡整个合并一起的破坏力,因此它以一种攻击导向和破坏的形式释放。这种本能消失是粗暴残忍的根源,它以理想的状态表现出来,亦即“你应该怎样怎样”的专制命令。(《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卷19,第54页,第55页)。

精神分析没有沿袭第二条思路,精神分析文献采用了这样的理论:超我来自于父母的权威,这个理论成为所有进一步调查此主题的基础。虽然是这样,弗洛伊德最近部分证实了我的观点【我的观点与恩斯特·琼斯(Er Jones),爱德华·格劳弗(Edward Glover),琼·里维埃(Joan Riviere)以及赛尔(M.N.Searl)这些人的观点一致。他们以不同的方式来讨论这个主题,他们已经得出的结论是:儿童早期的幻想和力比多的发展在超我的演化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对比《儿童精神分析研讨》[1926]一文);恩斯特·琼斯(Er Jones)在《超我的起源和结构》(1926)一文中,他指出:“完全有理由相信超我的概念是一个节点,在这个节点上,我们可以期待所有晦涩难懂的问题,比如俄狄浦斯情结和自恋,以及仇恨和施虐症在此会合。”(p.304):强调个人冲动的重要性是超我起源的因素,并且强调超我与真实的客体不一致【在弗洛伊德的《文明及其缺憾》(1930)中,我们读到:“然而经验却表明,儿童所发展出来的超我的严厉无法与儿童他自己被对待的严厉相一致,并且自我的原始严厉不是儿童经受的严厉,或者说在很大程度上并不代表儿童经受的客体严厉,它代表是儿童个人对客体的攻击性。”(《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卷21,第129页,第130页)。

我认为,把“儿童超我形成的早期阶段”称为“早期认同”是言之有理的,我曾经用过相同的名称来称呼“俄狄浦斯情结的早期阶段”。在儿童发展的最早期阶段,这些客体贯注的效果会施加某种影响。虽然超我早期阶段的特征和影响不同于后期阶段的自我认同,但是,这些客体贯注的特征是超我缺位的表现。施虐特征显著的超我可能比较残酷,它却是此阶段本能抑制的工具。从这里开始,本能抑制朝前发展,它继续对抗破坏本能,并且对自我进行防御。

费尼秋运用某些标准【费尼秋(Fenichel),《识别和认同》(1926)。区别超我和“超我先驱”(precursors of the super-ego),他对早期认同的称呼与瑞奇的建议如出一辙【参考瑞奇(Reich)《受驱力限制的人格》(1925)。。与超我相反,他认为这些“先驱”以分散的状态存在并且各自独立,它们缺少统一性和严厉性。强大的潜意识是超我(俄狄浦斯情结)这个继承者的特征。我倒是认为,这种的分散状态的说法,从几个方面来看都是不正确的,就我已经能够观察到的事实证明,恰恰是超我早期尤其严厉。就正常个体来看,幼年时期的自我和超我如此对立,没有哪个人生阶段的对立如此强烈。确实,这个事实解释了为什么在人生的第一阶段,自我和超我的对抗表现主要是焦虑感。我已经发现儿童身上超我的潜意识指令和禁令并不比在成年人身上少,我认为费尼秋在这一点上是正确的,他说儿童的超我还不是成人的超我。除了个别情况,很多幼童表现出一个完好架构的超我,而成年人表现出一个微弱架构的超我,我认为这个相异之处仅仅是因为儿童心智还不成熟。

我也知道幼童比潜伏期的儿童有一个更低级架构的自我,但是这个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自我,他们有自我的先驱。

我已经提到过,当施虐症达到高峰时,更进一步的施虐趋势导致焦虑的上升。早期超我对自我的威胁在细节上包含了针对特定客体的施虐幻想,这些幻想现在逐个对抗自我。早期阶段的焦虑压力将在数量上对应最初的施虐强度,也将在性质上对应施虐幻想的种类和数量【参见我的论文《艺术作品中反映的婴儿焦虑情境》(1929,《克莱因文集Ⅰ》)。。

逐步克服施虐和焦虑【参见下一章,下一章将更完整地讨论这一点。的过程是力比多向前发展的结果,但是,儿童强大的焦虑是个人克服焦虑的动力,焦虑有助于几个性感带的强度增加。口腔和外尿道施虐冲动主导被肛门施虐冲动主导代替,强大的早期肛门施虐已经在早期防御的焦虑中积极行动起来,而这种焦虑是个人发展的不同凡响的预先抑制功能,同时是一个促进儿童自我【参见本书第十章的内容讨论自我发展中焦虑的意义。成长和性生命发展的根本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