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关于农事。
诸葛亮的献策，虽也有劝农桑，整阡陌之类的表述，但多是大略之言，不怎么见细节。
反观麋威的策文，则附有许多具体的治理措施。
而这当中，最令刘禅印象深刻的是关于关内汉民胡化的表述。
麋威自建安以来，关中几经丧乱，民人多不专于农殖，反而纷纷去学胡人放牧。
这里面的原因是多样的。
最先一个。
因为战事不休，曹魏官府常年征发，民众根本无法安心下地耕作。
又因为战争征发的原因，曹魏官吏为了应付军需，也往往短视，无暇恢复民生。
这又进一步加剧了这种趋势。
此外则是老生常谈的课税问题。
曹魏的军屯、民屯，田租太高，太平年间只能勉强果腹。
天灾人祸一来，根本难以存活，所以屯民纷纷弃田而逃。
当然，这里面的“人祸”肯定有汉军的“贡献”就是了。
但凡战争能消停个三五年，曹丕再派个能臣干吏来整治农桑，缓解地方矛盾，不定这种趋势能有所扭转。
但战争双方本就要竭尽所能地削弱对方。
所以这个问题并没有什么好争论的。
关键是如今轮到季汉来治理关中。
那曹魏曾经犯的错误，就该及时给修正过来，尽快恢复农殖。
麋威为此还给出了三条详细的建议。
一是效仿他在南阳搞民屯的经验，以更低比例的田租吸引流民归田。
正好一年大战过后，关内多了不少闲置土地。
而以如今朝廷的军事威望，地方上的阻力可以忽略不计。
正该快刀斩乱麻，给今后各地推行类似政策立下规矩。
二是在此基础上，重新梳理关内兵民的户籍，以减少地方豪强私募流民现象。
因为刘备曾在建章宫许诺不没收民田，以安抚三秦士民之心。
所以这些地方大族肯定不能乱动。
但不动不等于不防。
这方面，季汉的官员们早在蜀中积累了大量跟地方士族斗智斗勇的经验，倒是无须麋威多言。
三是如何快速恢复生产的具体措施。
比如由官府出面招募工匠来教导士民制作车、犁。
并且鼓励牧民用马羊等牲畜来交换耕牛，以此倒逼其重返农桑的生产模式。
当然具体的执行必须要由有经验的农吏来主持。
否则想法再好，执行歪了那都是白搭。
麋威为此举荐了自己的州别驾石韬，以及功曹书佐邓艾。
不过麋威也直言，以上措施，都是建立在汉军能持续获得军事胜利，确保关中不受魏军威胁的基础上。
否则战乱的前景不改，所有措施都是治标不治本。
刘禅看到这，不由想起自己生活了十多年的成都。
因为地理阻隔的优势，益州特别是蜀郡，算是天下大乱之后，相对安稳的一片土地。
比如成都南北两边的青衣羌和汶山羌。
经过百年王化，如今跟汉民已经差别不大。
又如武都郡的氐人。
如果不考虑口音和婚俗等等的差异，甚至很难分清楚他们祖上是汉还是氐。
一个最直接的证据便是，曾经的“十三氐道”，如今大多已经废除或者改制为县。
倒是羌道因为羌人游牧风俗未改，大多还保留原样。
这是与关中相反的，胡夷汉化的证据。
“安稳、太平、治与乱……”
刘禅轻声嘀咕，除了立于一旁的董允，无人能听清。
但即便是董允，也不清这位年轻皇帝此刻心里到底思考着什么，领悟到什么。
直到刘禅蓦地抬头，面带期待：
“朕观麋师善，有国士的器量。”
“将来相父百年之后，其人或可为继？”
董允很想卫将军若非有执宰之姿，何以同时得到先帝和丞相的看重？
但转念一想，这话与其从自己嘴里出，不如由皇帝自己观察所得。
这样到了将来需要拜相的一日，皇帝才能不受奸佞蛊惑，用人不疑。
于是道：
“陛下不必急于下结论，可静观后效。”
刘禅想了想：“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