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远未达到科技革命的程度，但许多实用的技术得到改进和推广，如火药的应用更加多样化比如用来开矿和筑路。
农具更加精良，纺织效率提升，天文历法更为精确。更重要的是，一种重视实践、鼓励创新的种子开始在社会中播撒。
经过数年的励精图治，大明王朝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政治相对清明，官僚体系高效运转。
经济蓬勃发展，农业连年丰收，工商业日益繁荣，国库充盈。文化教育兴盛，读书人除了经典，也开始探讨实用之学。
科技领域萌发出新的活力，虽然缓慢但坚定地进步。军事上，军队在休整和改革后更加强大，水师建设稳步推进。
“启泰之治”的盛世局面已初露端倪。百姓安居乐业，国力蒸蒸日上，远超周边政权。
然而，张墨并未陶醉于眼前的成就。他清楚，挑战依然严峻：旧有的思想观念仍有强大惯性，改革会遇到阻力。
南方的大越虽纳贡称臣，但终究是心腹之患，统一大业尚未完成。
庞大的帝国需要更精细化的管理，防止官僚体系僵化和腐败将是一个长期课题。格物之道的推广，需要更长的时间和更深厚的人才积累。
但无论如何，大明这艘巨轮，已经在张墨的驾驭下，驶入了正确而广阔的航道。
一个不同于以往任何王朝的、充满了进取精神和务实色彩的新时代，正缓缓拉开大幕。
张墨的目标，不仅仅是做一个传统的守成之君，而是要引领这个世界，走向一条更加辉煌、可能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
中京，新落成的“启泰书院”内，一场激烈的辩论正在进行。这所书院由张墨下旨兴建，意在汇聚年轻才俊，探讨经世致用之学。
皇长子张朔，年方十六，坐在学子席中，眉头紧锁。
他今日辩论的对手，是出身北方士族、以博闻强记著称的学子柳文渊。议题是“治国之基，在礼在法，还是在技在器？”
柳文渊引经据典，侃侃而谈：“《礼传》有云，‘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故治国之要，首重礼制教化，使民知廉耻，守本分。
至于工匠奇技，虽有小利，终是末流，若本末倒置，则国将不国。”
张朔待他言毕，站起身，虽略显青涩，但语气坚定：“柳兄所言，朔不敢全然苟同。礼法固不可废，然若无‘技’与‘器’，礼何以行？法何以依？
试问，若无坚实之路桥，陛下仁政如何通达州县？若无优良之农具，百姓饥寒交迫，又如何‘知廉耻’？
前朝大越，空谈礼法，而民生凋敝，岂非前车之鉴？父皇常言，‘实干兴邦’，我大明欲开太平盛世，岂能轻视这兴邦之‘实学’？”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在场学子：“格物之学，并非奇技淫巧。改良农具，可使亩产倍增；精研医药，可活人无数；究天文地理，可避灾祸。
此乃真正的‘利后嗣’。我认为，礼法为体，格物为用，二者当如车之双轮，鸟之两翼，不可偏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