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雨如织，城市在湿漉漉的霓虹中沉浮。
车站站台空无一人，唯有风穿过回收箱的缝隙，发出低哑的呜咽。
监控画面定格在凌晨三点十七分——三个身影悄然出现，没有打伞，也没有交谈。
他们动作整齐得近乎仪式：开箱、取纸、拓印、封袋。
每一个步骤都像演练过千百遍，却又带着一种近乎温柔的沉默。
他们没带走一张原始纸条，而是用浸过米浆的老棉布，将那些字迹一寸寸拓下。
墨痕渗入纤维，如同记忆扎进血肉。
随后，他们点燃了原稿，灰烬被撒向花坛，与春泥混作一处。
第二天清晨，市政厅收到匿名快递，里面是一批手工缝制的枕套。
粗针大线，边角歪斜，每一只内衬都压着一块拓印布片。
收件人是全市登记在册的孤寡老人。
记者追踪到其中一位参与者，是个修自行车的老匠人，满脸油污，眼神却亮得惊人。
“他们睡着时会梦见吗？”记者追问。
老人摇头，把扳手扔进工具箱：“我们只想让他们夜里翻身时，硌一下心事。”
消息传到程远耳中，他正坐在乡间教室外的石阶上晒太阳。
听完电话，他笑了，笑得眼角泛出细纹：“最好的保存，就是不让它被看见。”
这句话像一粒种子，落进风里，无声扩散。
与此同时，一架从高原返航的航班缓缓降落。
萌萌靠窗坐着，十岁的眼睛望向大地，平静得不像孩子。
他怀里抱着一口泥灶，锅沿缺口依旧，只是更钝了些，像是被无数手掌摩挲过。
他没有直接回家，而是在转机时悄悄改签，独自踏上通往山村的小巴。
山路颠簸，窗外风景由高楼渐变为梯田，最后只剩下蜿蜒土路和几缕炊烟。
“悦坊”旧址还在，但已不再是那个贴满糖纸、挂满录音笔的“味道课堂”。
木门换成了铁门，墙上刷着白漆标语：“粮食安全，人人有责。”里面堆满麻袋，玉米、稻谷、红薯干，散发着干燥的气息。
可孩子们仍在。
他们在操场角落围成一圈，中间摆着几口小锅，炭火噼啪作响。
“坏糖比赛开始！”一个扎羊角辫的女孩高喊。
这不是比甜，而是比难吃。
规则简单粗暴：谁做的糖最难以下咽，谁就是冠军。
一号作品，掺了辣椒粉的焦糊块；二号，泡过酱油的硬团；压轴登场的，是一块漆黑如炭的方块，表面泛着诡异油光。
“我加了盐、醋、我妈藏起来的白酒，还有我爸吐过的烟灰。”男孩昂着头，“这是我爸每次喝酒前的脸！”
全场鼓掌欢呼。
轮到萌萌。
他不慌不忙取出随身携带的一小包糖粉，混合山泉水，在锅里熬煮。
最后关头，他撕下一小片棉布枕套，投入锅中——那是拓印过万千心事的那一块。
糖凝固后，呈琥珀色，咬下去却有一丝涩意，继而回甘极深。
“够劲，”他认真点评，“像我爸离婚那天的味道。”
哄笑声中，一个一直蜷缩在树下的男孩忽然起身。
他走到萌萌面前，递出自己的糖——小小的、皱巴巴的一颗，颜色发灰。
“我妈说我不会爱。”他说得很轻，“但我试了。”
萌萌接过，放入口中。
没有怪味，也不甜，只有一种近乎苦涩的柔软。
他点点头：“你赢了。”
那一刻，没有人鼓掌，但所有孩子的目光都变了。
几天后，苏市听证厅迎来最后一场会议。
议题赫然写着：《关于将“破灶运动”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可行性审议》。
苏怜作为荣誉顾问出席。
她穿着素净灰裙，全程未发一言。
直到表决前，她才缓缓起身，从包里拿出一只茶杯。
杯身裂成五瓣，胶水粘合的痕迹清晰可见，边缘还残留着使用多年的磨损。
“申报成功那天，”她声音不大，却让整个大厅安静下来，“它就真的死了。”
她说完便离席，留下那只杯子摆在主席台上，像一座微型纪念碑。
会议最终无果而终。
但没人知道，就在那之后的几个月里，全国三百多个社区陆续出现了“破锅角”——有的放在阳台，养金鱼；有的嵌进院墙，种薄荷；最常见的是塞在厨房角落，用来盛种子。
没人宣讲历史，没人组织纪念活动。
可奇怪的是，几乎每户人家熬糖时，都会特意在锅底留一道裂缝。
“说是这样糖才香。”一位老太太边搅边说，眼神悠远。
而在那座曾经名叫“悦坊”的山村小学，新学期的第一天，铃声清脆响起。
陆昭站在五年级教室门口，手里抱着崭新的教材。
封面印着烫金标题：《当代社会与公民实践》。
他推门而入，阳光洒满讲台。
学生们坐得笔直，眼中带着期待。
但他没有翻开课本。
而是转身，在黑板上写下一行字：
“今晚作业——回家问爸妈，你们心里最难咽下去的那一口，是什么味道？”（续）
晨光如金线穿针，洒在山村小学斑驳的窗棂上。
五年级教室里，粉笔灰在空气中缓缓浮动，像一场无声的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