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讯室的灯光依旧惨白，像一层霜覆盖在男人佝偻的脊背上。
他蜷坐在铁椅上，双手被铐，掌心却仍死死攥着那颗早已融化、凝成硬块的苦糖——暗褐色的糖浆渗进指缝，干涸如血痕。
“我……不想逃。”他声音沙哑，眼底布满红丝，“我只是不敢回家。儿子才六岁，每天问我‘爸爸做的糖为什么大家都不吃了？’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对面记录员停下笔，抬头看向单向玻璃后的苏怜。
她站在阴影里，指尖轻敲桌面，没有说话。
“让他写信。”她终于开口，声音平静，“给那个背着铜锅的孩子。”
三天后，一封泛黄的手工信纸出现在全国直播镜头前。
信封上画着歪歪扭扭的小太阳和一颗裂开的糖，署名是：萌萌。
信很短。
叔叔：
你说你不是求原谅，我就回你一句真话。
告诉你儿子：“你爸爸错了，但他还在问这个问题——这本身就是希望。”
我给你带了颗糖，双层的。
外面甜，里面苦。
先吃哪一口都行，但一定要吃完。
因为人生不是只许尝甜的。
——萌萌
随信附上的那颗糖被放进透明证物袋，在新闻画面中缓缓旋转。
外层晶莹剔透，内核乌黑如墨。
当主持人含泪咬下第一口时，直播间瞬间爆发出数百万条弹幕：
【我哭了，外面好甜……里面的苦一下子冲上来】
【我家孩子也问过我，为什么电视里的人都笑得那么假】
【今晚，我要跟我妈说当年我爸为什么离开】
那一夜，无数家庭亮起了迟来的灯。
客厅里，父亲跪在母亲面前哽咽道歉；饭桌上，女儿掏出藏了十年的日记本，念出母亲婚外情那天她躲在衣柜里的独白；乡下老屋，爷爷颤巍巍打开尘封铁盒，拿出一张写着“对不起”的泛黄纸条——那是他年轻时被迫签署的宣传稿，曾用来美化一场灾难中的死亡人数。
这场由一颗苦糖点燃的“家庭坦白夜”，席卷五十六城，三百万家庭自发上传对话录音，汇入“民间创伤档案馆”新开设的“家声计划”。
而在西南边陲的一所山村小学，程远正蹲在操场边上调试摄像机。
阳光洒在他洗得发白的衬衫领口，讲台上，孩子们正排着队展示自己带来的“最难吃的糖”。
“这是我爸打工回来带给我的，可它有一股机油味……他说工厂的糖便宜，但我吃得出来，他心疼钱。”一个小男孩举着塑料袋，声音不大，却让全场静默。
接着，一个瘦弱的女孩捧出一块焦黑如炭的方糖：“这是我妈烧菜时熬糊的。她说以前为了讨好客户，连味道都要演。现在不用了，她说难吃也没关系，至少是真的。”
掌声雷动中，一名留守儿童默默举起玻璃瓶。
里面只剩两粒冰糖，边缘已微微融化。
“这是我奶奶腌咸菜时偷偷塞给我的。她不说过去的事，但每次我哭，她就放一颗进我嘴里。她说——”孩子顿了顿，声音忽然变得坚定，“苦日子配甜才有劲。”
程远没有上前采访，也没有做数据分析表。
他只是静静录下这一切，回到宿舍后翻开日记本，写下一句话：
“教育不是纠正口味，是允许不同滋味共存。”
同一时刻，千里之外的小山村炊烟袅袅。
陆寒挽着袖子站在土灶前，木柴噼啪作响，锅中梨花糖浆缓缓翻滚，香气随风飘散。
几个路过放牛的孩子扒在窗边偷看，他笑着舀起一勺，浇进模具。
“等凉了就能拿走。”
“叔叔，你是陆氏集团的那个陆总吗？”有个胆大的孩子问。
陆寒擦了擦手，指向墙上贴满的涂鸦——全是孩子们画的铜锅，有的长翅膀，有的会走路，还有一个顶着笑脸说“我是妈妈的味道”。
“你看，她们已经把我炒成糖了。”他笑着说，眼里有久违的光。
而就在当晚，首都某栋深灰色办公楼的地下档案室内，一台老式录音机悄然启动。
磁带缓缓转动，传出一段低沉却清晰的声音：
“……数据模型显示，只要把悲伤情绪压制在0.3以下，公众接受度就能提升72%。眼泪？删掉。哭腔？调成微笑音效。我们要的不是真实，是可控的情感节奏。”
录音结束，屏幕自动跳转至时间戳：三年前，陆氏集团内部战略会议。
苏怜站起身，合上笔记本。
督查组的最后一份材料，终于齐了。
第421章 苦糖不冷，火种未熄
首都深灰办公楼的地下档案室，空气凝滞如冻。
七张冰冷金属椅围成半圆，像审判席，也像祭坛。
苏怜站在中央，指尖轻点平板屏幕，最后一段录音缓缓流出——那句“我们要的不是真实，是可控的情感节奏”，如同淬毒的针，刺穿了整个房间的沉默。
七名高官列席而坐，皆着旧式正装，领带打得一丝不苟，仿佛仍活在三年前那个被数据与谎言统治的时代。
他们曾是舆论机器的核心操盘手，是“微笑工程”的缔造者，是把全民悲痛剪辑成正能量宣传片的幕后推手。
可此刻，当那段会议录音响起，其中一人猛地颤抖起来。
他叫周振国，原国家舆情调控中心副主任，以铁腕着称。
他曾亲手删掉上万条含“哭”字的微博，也曾下令将地震遇难者家属的采访视频调成慢镜头配钢琴曲，只为“降低冲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