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卿这份税目，漏了‘脚夫税’。”萧燊指着册中空白处，语气温和却态度坚决，“分集多在乡野，百姓运粮全靠脚夫，脚夫税若不减，百姓还是吃亏。立刻增补一条：脚夫运农货到分集，全程免税，税费由地方官造册后向中枢报销。”
徐英连忙记下，额头沁出细汗——他只算大宗货物税，竟忘了最基层的脚夫群体。“殿下提醒得是，臣明日便补全，还将加设‘脚夫驿站’条款，在分集旁设免费歇脚点，供应茶水与粗粮，让他们少受奔波之苦。”
萧燊又翻到张伏的时序表，在“试点保障”一栏批注：“苏州试点，派江澈同去。”江澈是工部郎中，治水出身最懂实务，“让他带二十名工部工匠，协助修建市集货棚，务必防雨通风，预留充足货道，别像旧市集那样拥挤杂乱，连独轮车都推不动。”
“臣正欲向殿下举荐江澈。”张伏笑道，“他去年修江南水渠时，便帮当地建过临时粮棚，既结实又省钱。臣还拟让苏州知府李董牵头地方事务，他出身寒门，当年也是推着独轮车卖粮求学，最懂百姓难处，绝不会搞花架子工程。”
萧燊颔首认可，将四份册子合起：“新政推行，宁慢勿乱。苏州试点为期一个月，每月底必须呈递《民生实效报》，重点写明粮价波动、农货销量、百姓反馈三件事。中枢根据实效再调整细则，待苏州模式成熟，再向钱塘、扬州推广——民生大事，容不得半分虚浮。”
此时萧桓由内侍搀扶入厅，他鬓发如雪，手中捧着一枚刻“民本”二字的暖玉，递到萧燊面前：“这是先皇传下的物件，说‘摸一摸，就记着百姓的冷暖’。新政要往百姓心坎里走，别让朝堂的烛火，照不进乡野的茅屋。”萧燊双手接过，玉佩温凉沁心。
次日清晨，萧佑捧着一叠地方禀帖来见萧燊——这些是他昨日从吏部抄录的民生痛点，纸页上还沾着些许墨点，显然是连夜整理的。“父亲，您看这份河南禀帖，农户说新麦亩产虽高，但一斤麦种要三文钱，他一家五口种十亩地，光买种就耗去半月口粮，新政能解吗？”
萧燊接过禀帖，见上面有柳恒的亲笔批注“需官助种”四字，字迹恳切。他即刻召来周霖，语气果决：“从国库调五千石新麦种，免息借给河南贫农，秋收后还粮即可，不必还银——这样既推广了新种，又不加重农户负担，比单纯发补贴更管用。”
“那浙江脚夫转行的事呢？”萧佑又递上一份禀帖，眉头紧锁，“禀帖说，脚夫运粮到城里，要交‘入城税’，赚的钱刚够交税，不如去扛私货谋生。他们说‘新政再好，落不到我们身上也是白搭’。”
萧燊在税目表“入城税”旁重重画了条横线，对内侍道：“传我令，脚夫运农货到分集，不仅免码头税，连入城税也一并免除，由中枢下拨专款补地方差额。”他转向萧佑，语气温和却意味深长，“治政如织锦，要一针一线都贴实百姓需求。你读的《治民策》里说‘利民在细’，正是这个道理——别让好政策，败在细节上。”
萧佑恍然大悟，提笔在禀帖旁记下“税惠要到末梢”，眼中满是敬佩：“父亲，孩儿今日才懂，‘民本’不是书里的字，是让脚夫能喝上免费茶，让农户买得起麦种。”萧燊闻言，欣慰地拍了拍他的肩膀。
三日后，河南布政使柳恒、浙江布政使秦仲、苏州知府李董齐聚东宫偏殿，这是萧燊特意召集的“新政对接会”——中枢定策后，地方执行是关键，他要亲自敲定对接细节，避免政策落地走样。
柳恒先开口，他带来了河南的“贫农清册”，上面详细记录着需借种的农户数量与麦种缺口：“殿下，河南需新麦种八千石，臣已查过官仓现有四千石，还差四千石。若等漕运统筹调粮，怕是要误了春耕时节。”
“不用等漕运统筹。”萧燊早已安排妥当，对冯衍道，“让江澈带工匠去苏州时，顺道从扬州官仓调四千石麦种，走运河水路，十日便可抵达河南。”他转向柳恒，语气郑重，“麦种到后，派县丞逐户登记发放，不许收取一文‘手续费’‘仓储费’，都察院会派御史全程核查，若有克扣，严惩不贷。”
秦仲则忧心市集管理：“钱塘总集商户众多，鱼龙混杂，若只派差役管理，怕是会有索贿舞弊之事，反而坏了新政名声。臣拟从府衙调二十名差役，专司市集治安，不知殿下以为如何？”
“差役要派，但必须加设‘百姓代表’制衡。”萧燊道，“从市集商户中选五名口碑好的老商户，与差役共同管理，每日收摊后一起对账，账目公开公示。纪侍中，把这条增补进《市集管理细则》，所有总集、分集都照此执行。”
李董最是务实，带来了苏州分集的规划图纸：“臣拟在漕渠码头旁拓出两亩空地，建十二间货棚，六间分配给农民，六间给小商贩，中间留三丈宽的过道方便通行。货棚不收租金，只收一文钱清洁费，寻常百姓都能承受。”萧燊俯身细看图纸，在“货棚通风”处画了个圈，叮嘱道：“货棚要留足通风口，避免粮食发霉，细节处多替百姓着想。”
对接会刚散，虞谦便带着修订后的《监察细则》求见。他深知新政涉及税、粮、官三方利益，若监察不到位，极易滋生腐败——此前魏党乱政，便是借“新政”之名敛财，他绝不能让历史重演。
“殿下，细则设‘三重监察’机制：御史驻点查囤货，给事中巡访查税弊，百姓代表查管理。”虞谦指着细则条文，条理清晰，“御史常驻三大总集，每月轮换一次防勾结；给事中每月随机抽查两个分集，核实税银收缴与减免情况；百姓代表每月向中枢递‘监督信’，直接由门下省接收，不经过地方官转手。”
“机制可行，但需加‘连坐制’强化约束。”萧燊提笔补充，字迹力透纸背，“地方官若纵容舞弊，降三级调用，且三年不得升迁；监察官若失职失察，与舞弊者同罪。新政的根基在‘民信’，若让舞弊行为坏了名声，再想挽回就难了——监察就是守护这根基的盾。”
虞谦连忙记下，又道：“臣还拟设‘双箱举报’制度，分‘银箱’和‘木箱’。银箱加锁，装实名举报信，每三日开启一次，举报属实者有赏；木箱敞口，装匿名建议信，每日开启。这样既防诬告陷害，又能广泛收集民间真知。”
萧燊取过一枚银印交给虞谦，印上刻着“监察专印”四字：“这是‘监察专印’，御史查案时可凭印调阅地方账册、传讯人证，任何人不得阻拦推诿。你持此印，便是替百姓掌着监督的权，万不可辜负。”虞谦双手接过银印，躬身道：“臣定不负殿下所托，若有舞弊者，无论官职高低，臣必一查到底，绝不姑息。”
苏州分集开集前五日，萧燊派萧佑随江澈、李董前往苏州“新政预演”——所谓预演，就是模拟开集后的各类场景，提前排查漏洞。萧佑带着中枢的《新政实务册》，一路细致记录，学到了不少书里没有的治政细节。
“江郎中，这货棚的门为何要朝东开？”萧佑看着工匠调整货棚方向，不解地问。他原以为货棚只要能遮雨就行，没想还有这般讲究。
江澈指着不远处的漕渠解释：“门朝东开，早上的太阳晒不到货物，下午西晒时，漕渠的风刚好吹进货棚，粮食不容易发霉变质。”他蹲下身摸着地面的青石板，“这些石板都是从旧码头拆来的，既节省官银，又防滑耐磨——治政不是摆样子给朝廷看，是要让百姓用着舒心、用着放心。”
预演到“交易对账”环节，果然出了问题：一名差役私下想向商贩收“验秤费”，说“帮你看看秤准不准，收两文钱不过分”，被百姓代表当场驳回，双方争执起来。李董立刻让人将《市集管理细则》张贴在货棚前最显眼的地方，指着“差役不得索贿”的条款，当场将那名差役调回府衙待命，另派一名口碑好的老差役接替。
萧佑把这事详细记在《预演录》里，连夜派人快马送回京城。萧燊见后，立刻让纪云舟在《市集细则》中增补一条：“差役薪酬由中枢统一发放，每月加发两钱‘廉政奖’，若有索贿行为，奖银全扣，再杖责二十，情节严重者革职查办。”
开集前一日，萧佑在市集旁设了“新政说明台”，请李董现场讲解税策与管理规则。百姓围着台子问东问西，从“麦种怎么借”到“货物丢了找谁”，从“脚夫怎么免税”到“差役管不管公道”，萧佑都耐心一一解答，直到暮色降临，百姓才陆续散去。他在《预演录》末尾写道：“民信之始，在于知策；民安之基，在于务实。”
片尾
苏州分集开集这天，天刚蒙蒙亮，漕渠码头就热闹起来。河南的新麦装在麻袋里堆得像小山，浙江的丝绸挂在货棚前随风轻摆，江南的鱼虾还带着露水，整整齐齐摆在竹篮里。一位老农推着装满新麦的独轮车刚到，就有粮商上前询价，给出的价格比城里粮铺还高两文，老农脸上的皱纹立刻笑成了花。
萧佑穿着便服在市集里穿行，见一位脚夫送完粮后，拿着“免税凭证”去驿站领水——驿站的粗茶和凉水都是免费供应的，脚夫捧着粗瓷碗喝着茶，对身边的同伴感叹：“这新政是真为我们着想，不用交税，还有地方歇脚，比以前强太多了，以后再也不用偷偷扛私货了。”
李董带着差役和百姓代表沿街巡逻，不时有商贩、农户上前咨询问题。有个小商贩说手头的丝绸卖空了，想从钱塘总集调货，李董立刻让人记下需求，当场安排下午的漕船送货，还免了他的运输税，新政的灵活高效让商户少了不少麻烦。
傍晚市集收摊时，李董汇总当日情况，脸上满是笑意：“全天成交三百余笔，麦价比开集前降了一文，丝绸销量比城里商铺多了五成，整个市集没发生一起争执纠纷。”他把《开集日报》交给萧佑，报表末尾还有百姓随手画的“笑脸”符号，格外醒目。
萧佑连夜撰写《新政初效疏》，派人快马送回京城。此时的内阁议事厅，萧燊正与周伯衡、徐英等人等候消息。当看到奏疏中“麦价稳、销量增、民心安”的字样时，周伯衡抚须笑道：“殿下这‘通脉活民’之策，真是利国利民的治世良策，比争‘农本商末’的空论管用百倍。”
萧燊拿起舆图，在钱塘、扬州两地旁轻轻画圈：“苏州试点初获成功，下月便向这两处推广。”他望着窗外的月光，语气沉稳，“治政从无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定法，每月的实效报、百姓的建议信，都是优化新政的‘药方’。只要始终跟着民生需求走，施政就绝不会偏离方向。”
卷尾
苏州分集开集半月，最新的《民生实效报》送至中枢，上面的数字格外喜人：浙江粮价稳定在“每石三十五文”，较上月下降七文；河南新麦销量增长三成，贫农借种率达九成；苏州脚夫转行率下降八成，市集纠纷发生率为零。浙江布政使秦仲、河南布政使柳恒纷纷递上奏折，请求尽快在各自辖区推广分集模式，字里行间满是急切与期待。
萧燊召集内阁议定，将“通脉活民”策正式定为“中枢十策”之一，成立“市集督办司”，由阁老张伏担任司长，统筹全国市集规划建设与新政推广。徐英则牵头修订《商农税则》，将“分级税”“脚夫免税”等经过试点检验的政策以律法形式固定下来，形成长效机制，确保政策不会因官员更替而变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