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吉夫这才露出认可的神色，他翻到草案的“资金机制”部分，看到“全球电子废弃物回收基金”的条款时，眼中闪过一丝期待：“草案提到基金由发达国家和电子企业按比例出资，每年规模不低于50亿美元，这些资金会优先用于发展中国家的回收体系建设吗？”
“是的。”林野点头，“基金的70%将用于帮助发展中国家建设正规拆解工厂、培训专业人员，剩下的30%用于污染区域的生态修复，比如肯尼亚的拆解村、孟加拉国的电子垃圾填埋场。”
接下来的讨论围绕着“企业责任”展开。苹果公司代表提出，要求企业承担“全生命周期责任”会大幅增加成本，可能影响产品定价。林野直接拿出一组数据：“据测算，每回收1吨电子废弃物，可提取约200克黄金、10公斤铜，这些资源的价值足以覆盖处理成本。而且草案规定，企业可将回收成本计入产品定价，但需公示‘环保成本明细’，让消费者自主选择，这既是责任，也是企业的社会责任背书。”
会议从上午一直开到傍晚，中间只短暂休息了两次。当讨论到“禁止有毒处理方式”时，安娜播放了一段暗访视频——加纳的拆解工人用手直接剥离电路板上的元器件，废水未经处理直接排入大海，海滩上的螃蟹外壳都泛着不正常的黑色。
“这些工人平均寿命比当地普通人短15年，他们的孩子大多患有呼吸道疾病和神经系统损伤。”安娜的声音有些哽咽，“我们不能再让这种‘用生命换金属’的悲剧继续下去。草案规定，所有拆解企业必须使用环保设备，禁止焚烧、酸浸等有毒处理方式，违规企业将被列入全球黑名单，禁止参与任何国际电子贸易。”
视频结束后，会议室里一片沉默。马克看着屏幕上的画面，沉默了许久，终于开口：“美国EPA愿意支持草案的‘有毒处理禁令’，但希望在‘责任划分’上再做调整，比如允许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根据经济水平协商出资比例。”
“这没问题，我们可以加入‘弹性出资条款’，但发达国家的最低出资比例不能低于基金总额的60%，毕竟他们是电子废弃物的主要产生者。”林野回应，语气坚定却不失灵活。
当天晚上十点，经过十三小时的马拉松式谈判，《全球电子废弃物伦理回收公约》终于达成初步共识。各国代表在草案上签字时，林野走到窗边，看着外面的夜景——黄浦江上的游船灯火璀璨，远处的东方明珠塔闪烁着光芒。他拿出手机，给肯尼亚环保组织的负责人发了条消息：“协议达成，很快会有资金和技术到你们那里，孩子们的未来会好起来的。”
没过多久，对方回复了一张照片：一个黑人小孩举着写有“谢谢”的纸板，背景是正在拆除的非法拆解作坊，夕阳的余晖洒在他们身上，温暖而明亮。
一周后，鹿特丹港被扣的集装箱被运回欧盟，由正规回收企业进行拆解处理；肯尼亚的第一座环保拆解工厂破土动工，设备全部由德国提供；苹果、三星等企业联合宣布，将在2025年前实现产品“100%可回收设计”。
林野站在联盟总部的展厅里，看着墙上不断更新的“全球电子废弃物处理实时数据”——正规处理率从之前的20%稳步上升，跨境转移量持续下降。他拿起一份刚出版的环保杂志，封面标题是《从“电子垃圾”到“城市矿山”：一场全球伦理革命》，
“林总，东南亚几个国家发来感谢信，说基金的第一笔援助已经到账，他们正在培训拆解工人。”小陈走进来，脸上带着笑容，“还有，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邀请您下个月去纽约，参加《公约》的正式签署仪式。”
林野点点头，目光重新落回数据屏上。他知道，这只是开始——电子废弃物的治理需要长期坚持，未来还会遇到技术、资金、利益分配的各种问题，但至少现在，他们已经迈出了最关键的一步，为这个星球的绿色未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伦理防线。
窗外的阳光透过玻璃照进来，落在数据屏上，那些跳动的数字仿佛变成了希望的种子，在全球各个角落生根发芽，终有一天，会长成一片茂密的森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