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冰冷的目光扫过被告席上瞬间煞白的脸。
“再看这里，被告刘某的‘记忆覆盖’理论。在他进行‘咨询’后，所有相关受害者的行为时间轴上，都出现了长达数周的社交隔绝和自我封闭。他们的精神病鉴定报告显示，这一时期，是他们创伤后应激障碍急性发作的高峰期。”
林景深的声音在法庭里回响，如同敲响的丧钟。
“审判长，各位，这根本不是什么缺乏直接证据的个别伤害。屏幕上的这张图，我称之为——《系统性精神伤害推演图》。它清晰地表明，‘清源智库’的行为，不是随机的、零散的，而是一场有预谋、有理论、有药物支持、有明确目标的、精密的精神谋杀！”
“谋杀”二字一出，全场哗然。
主审法官猛地一敲法槌，他死死盯着屏幕上那张触目惊心的图，脸色凝重到了极点。
“休庭！我要求检方，立刻根据这份‘推演图’，重新评估所有被告的犯罪行为和量刑建议！”
与此同时，远在瑞士日内瓦的叶小棠，刚刚结束与世界卫生组织官员的紧急会议。
她走出大楼，冷风吹起她的长发。
行动日志的最新一页上，是她刚写下的一行字。
“毒药换上糖衣，伪装成‘心理健康支持包’，通过慈善基金会流向毫无防备的发展中国家。很好，那我们就要当着全世界的面，把这层糖纸亲手掀开。”
她拨通了一个加密电话，对方是她策动的一名非洲某国的调查记者。
一周后，一段偷拍视频在全球范围内引爆。
镜头摇晃，对准一间简陋的乡村教室。
一名善良而毫无戒心的本地教师，正微笑着从印有“国际儿童关怀”标志的箱子里，取出包装精美的“心理健康支持包”，将里面五颜六色的“情绪调节药丸”当成糖果，分发给一群满眼天真的孩子。
全球舆论瞬间沸腾。
视频上线三小时后，涉事制药公司股价断崖式暴跌，市值蒸发近四百亿美元。
两天后，公司CEO在一片骂声中被迫辞职。
而在国内，顾承宇的战斗也进入了关键阶段。
他起草的“记忆权登记制度”草案，在多个部委的联合审议会上遭遇了巨大的行政阻力。
“这个制度，听起来很理想，但操作成本太高了！”一位官员皱着眉，“为每个人的‘主观记忆’和‘自我认同’建立一套官方登记系统？谁来审核？标准是什么？这会耗费难以想象的行政资源。”
“没错，而且还涉及复杂的隐私和伦理问题。”另一人附和。
顾承宇预料到了这种阻力。
他没有强行推进，而是抛出了一个备用方案。
“各位领导的顾虑我完全理解。所以，我们不妨换个思路，先不上马正式系统，而是启动一个‘轻量化试点方案’。”
他打开PPT，页面简洁清晰。
“我们不在全国推行，先选定京、沪、蓉三个城市。我们不做强制登记，而是建立一个纯粹自愿的‘自主身份声明电子平台’。市民可以自愿上传一段文字或语音，来描述他们希望被社会承认的自我认同。政府的角色，不是审核，不是认证，仅仅是存档，提供一个官方的、不可篡改的‘存在证明’。整个过程，成本极低，且完全规避了强制性和审查的争议。”
这个方案巧妙地绕开了所有行政壁垒，让反对者找不到任何理由。
方案被当场批准。
一周后，“自主身份声明电子平台”悄然上线。
没有大规模宣传，但这个小小的入口，却像一个被压抑已久的情感阀门，瞬间被冲开。
上线首周，注册登记人数突破十万。
这里面，有不被家庭承认的LGBTQ+青年，郑重地写下“我爱我的同性伴侣，这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有走出家暴阴影的女性，录下“我不再是谁的妻子或母亲，我就是我自己”；有成年的“清源案”幸-存者，上传了自己新的名字，并宣告“旧的我，已经死在了那间咨询室里”。
《南方周末》用一个整版报道了这一现象，标题是——“一个无法落户的灵魂，在中国找到了电子户口”。
媒体，将其称为“中国版灵魂户口”。
试点总结会上，作为项目总设计师的顾承宇刚刚结束发言，台下响起热烈的掌声。
苏明玥坐在第一排，正准备上台做补充发言，口袋里的手机突然震动起来。
是林景深的加密来电。
她走到会场僻静的角落，按下了接听键。
“明玥，”林景深的声音罕见地带着一丝复杂的情绪，“医院那边来消息。你叔父，苏振宏，今天下午醒了。他……要求见你。”
“叔父”两个字，像一根冰冷的针，瞬间刺破了苏明玥心中那层坚硬的壁垒。
那个将她亲手推入地狱，造成了她十年噩梦的男人。
她下意识地握紧了手机，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
一瞬间，无数尘封的、黑暗的画面涌上脑海。
她沉默着，没有回答，只是缓缓地转过身，望向窗外。
会议中心外，是一片新落成的城市公园。
公园里，栽种着上百棵形态各异的“生音树”。
此刻，夜幕刚刚降临，北京时间，晚上八点整。
仿佛一个无声的号令，那上百棵“声音树”的树干和枝叶，在同一时刻，由内而外地亮起了温暖而柔和的光芒。
紧接着，从纽约到伦敦，从东京到开普敦，全球数万个“声音树”节点，在这一刻被同步点亮。
这是他们约定的“光之时刻”——全球幸存者社群在每周五晚八点，共同开启的无声祈祷和守望。
万千光芒，汇成星海，透过巨大的落地窗，温柔地笼罩在苏明玥身上。
那无声的光，仿佛是千百万人的手，在轻轻抚慰她的后背。
她眼中的迷茫与刺痛，一点点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冰冷的清明。
她重新将手机放到耳边，声音平静得听不出一丝波澜。
“景深，你告诉他，我不是去见他。”
她顿了顿，一字一句地说道：“我是去，宣告一件事。”
挂断电话，她转身，迈步走回自己的团队中间。
所有人都感受到了她身上气场的微妙变化。
“各位，”她的目光扫过每一位并肩作战的伙伴，“明天，我去一趟医院。”
她深吸一口气，迎着窗外那片璀璨的光海，宣告道：
“但不是以受害者的身份——”
“是以《特殊心理创伤者权益保护法》立法代表的身份。”
夜风吹过，窗外的上百棵“声音树”仿佛感应到了她的意志，发出了阵阵悦耳的共鸣，如同千军万马，在同声应和。
明天，她将独自前往。
没有律师，没有陪同，因为这不是一场谈判，也不是一次对质。
那将是一场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