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言语不多，比同龄人早熟，自律能力强，数理化难题总能轻松解答。他关心时事，爱踢球，玩电子游戏，和男同学相处融洽，颇讲义气。
尤其是当他父亲罹患癌症后，他成绩依然稳定，更让老师们对他高看一眼。
双重人生：乖学生面具下的欲望暗流
然而，案发后仔细回想，一些曾被忽略的蛛丝马迹，开始浮现在同学们的脑海里。
一次放学后，同学们相约去踢球，走在半路，晁豪钻进了公园的厕所，许久不出来。
一个同学进去寻他，却发现他呆立在墙角，一脸痴迷地侧耳倾听着隔壁女厕所的动静，直到被同学喊了一声，才如梦初醒，支吾着搪塞过去。
还有一次，当几个男生在课后诡秘地讨论哪些女同学“武装民兵”般戴上了胸罩时，一旁的晁豪冷不丁冒出一句成语：“小题大做”。这精辟而老练的调侃，引得男生们哄堂大笑，却也透露出他内心对异性早已有了超乎寻常的关注和思量。
审讯室里，戴着锃亮手铐的晁豪，脸上仍带着学生特有的稚真与忧郁。他白皙修长的双手，本该在大学教室里书写笔记，如今却只能无助地放在冰冷的审讯桌上。他供述，犯罪的根源，源于青春期被严格压抑后扭曲爆发的好奇心。
在“家教甚严”的环境里，晁豪的作息时间被父母严格规定，几乎没有与异性正常交往的机会。女孩子的生理特征和身体变化，对他而言成了神秘而充满诱惑的禁忌领域。进入高中，身体迅速发育，他常常感到莫名的焦躁。女同学的一笑一颦、一举一动，都在他封闭的内心荡起涟漪。日积月累，好奇变成了难以抑制的欲望。和许多处于青春期的男孩一样，他开始幻想。为了填补认知的空白，他偷偷从书摊租借充斥着色情与暴力描写的书刊，专挑那些露骨的章节，一遍遍阅读、揣摩。然而，画饼终难充饥，这些碎片化的信息，反而在他心里燃起了更旺的邪火。
1998年9月19日那个夜晚，做完作业的晁豪百无聊赖，以“上晚自习”为借口溜出家门。
街头，一位穿着短衣裙、身姿摇曳的少女吸引了他的目光。他鬼使神差地尾随其后，内心渴望能与对方搭讪，甚至幻想着能被邀请进屋。
但现实是，少女径直走上四楼，“砰”地一声关紧了防盗门，将他所有的幻想隔绝在外。
晁豪浑浑噩噩地下楼，内心的失落与积压的欲望交织翻涌。就在二楼与三楼的拐角，他遇到了那位下班回家的21岁女青年。
擦肩而过的瞬间，理智的堤坝彻底崩坍，他掏出早已准备好的编织带，实施了第一次犯罪。
那次之后，他彻夜难眠，既害怕又后悔。但风平浪静的一个月过去，他并未受到任何怀疑。
于是，侥幸心理开始滋生，恶魔的胆量逐渐壮大了。“说不定，那女的根本没报案……只要不被抓住，不会有事的，再干一次……”就这样，有了第二次、第三次……直至第十一次。
扭曲的轨迹：在学业与罪孽间穿梭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晁豪竟能在这条疯狂的犯罪道路上，同时维持着优等生的光环。
他的作案时间通常选择在晚上8点到9点30分之间，只因这是父母规定的“晚自习”时段，他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回家，以免引起怀疑。
他甚至根据课业压力来调节自己的犯罪“频率”——在期中、期末考试期间，或者在高三最后冲刺阶段，因为“课程紧了，作业多了，顾不上”，作案会明显减少甚至暂停。
一边是深夜楼道里令人发指的暴行，一边是白天教室里解出难题的从容，这两种极端的状态，在他身上达成了诡异而恐怖的平衡。
几次作案得逞后，他的胆子越来越大。在观看了一些非法录像带后，他不再满足于简单的触摸，开始了对被害人的性侵犯。
为了防止被认出，他用力勒紧被害人的脖子，却因无法掌握分寸，意外导致了两人死亡。
然而，即使在犯下杀人重罪之后，他依然能准时回到书桌前，完成他的高考复习。
在他的认知里，“只要没把人弄死，就没什么大不了的罪”，对于那两条因他而逝去的生命，他只是在审讯中耿耿于怀地辩解：“我真不是有意要把她们勒死的呀！”
2000年7月，他如同一个正常的、前途光明的学生一样，走进了高考考场，并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如果没有案发，一份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将为他开启完全不同的人生。然而，法律不会因为成绩单上的高分而有丝毫宽宥。
沉重的反思：悲剧背后的警示
案件终于告破，马鞍山恢复了往日的宁静，剪短的头发展慢慢蓄长，红色的衣衫重新出现在街头。但此案留给家庭、学校乃至整个社会的思索，却远未结束。
晁豪的案例，是一个极端却深刻的警示。它赤裸地暴露了我们在青少年性教育上的长期缺位与失败。
在“男女之大防”的陈腐观念影响下，对性的回避和污名化，使得像晁豪这样的青少年，无法通过正常、健康的渠道了解必要的生理知识，排解青春期的困惑与冲动。
最终，他被地下色情信息和内心扭曲的欲望引向了犯罪的深渊。他的双重人生，既是个人性格的悲剧，更是教育体系中那片“讳莫如深”的灰色地带所结出的恶果。
如何正确引导青少年看待性、理解性，培养健全的人格和负责的态度，已成为素质教育中一项不可或缺且刻不容缓的课题。
我们必须认识到，知识的启蒙与道德的引导，远比单纯的禁止与回避，更能保护我们的孩子，避免下一个“晁豪”式的悲剧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