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点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
毕竟黄金永之前的态度是两边一起竞争。
却没有想到，现在又对他们这边变成了“审慎”。
这是否代表，宏图集团这一条体系，已经夺得了先机。
可是分明，宏图那边的进程，不应该有这么快才对。
宏图加紧的进程，这也对李默这边施加了巨大的压力。
“我有一个想法。”
政研室的副主任扶了扶眼镜，“我们是否可以把这五百万元，拆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两百万，作为直接的股权出资，进入未来的合资公司，这需要上常委会明确。
另一部分三百万，包装成‘乡村振兴创新试点奖励基金’，对达标后的项目进行事后奖补。后者走的是财政专项资金路径，审批权限和流程相对独立，可以绕开一些环节。”
“时间呢？”
赵东来追问。
“奖励基金部分，如果金书记那边协调得好，最快二十天可以走完流程，前提是我们的方案足够过硬，能通过财政和审计的预审。”
“二十天……可以争取。”
赵东来记下，“外资的‘耐心资本’是关键。李市长正在前往沪市攻坚，我们必须为他准备好国内端无缝对接的方案。这部分资金的使用监管、回报机制、退出约定，必须设计得既符合国际惯例，又能牢牢守住我们的文化底线和资产安全。两位律师，这部分是你们的硬仗。”
京城来的王律师翻着厚厚的《外商投资法》和《民法典》笔记。
他沉吟道：“难点在于‘耐心资本’要求长期、较低固定回报，但注重影响力和资产增值。我们需要在章程和协议里，创造性地设计一些‘文化保护绩效指标’与‘经济收益浮动挂钩’的条款，既满足他们的诉求，又避免其过度干预运营。
草案三天内出来，但需要和李市长那边保持实时沟通，随时调整。”
白板的另一侧，画着合资公司的股权架构图：“市属文旅平台（51%）+外资（30%）+村民合作社（19%）”。
看起来清晰，但每一条连接线都代表着一系列复杂的法律文件和权力博弈。
“51%的绝对控股是政治红线，必须确保。”
赵东来强调，“但这个51%的构成里，文旅平台占多少，政府引导基金占多少，未来是否引入市属其他国企或者其他投资者，需要明确。关键是这51%的表决权，在涉及核心文化事项时，能否设计成‘特别表决事项’，要求更高比例甚至外资方也同意才能通过？”
“这样会不会束缚我们自己的手脚？”
有人质疑。
“恰恰相反。”
王律师解释，“这既是给外资的定心丸，表示我们不会用控股权随意损害文化价值，也是给我们自己套上‘紧箍咒’，防止未来可能出现的短视决策。当然，边界要划得极其清晰，什么算‘核心文化事项’，必须用附件形式一一列举，不能留模糊空间。”
赵东来想起李默的叮嘱：“事在人为，而且必须为。我们兵分两路：一路，由我明天带队，联合农业农村局、市场监管局，组成‘驻村注册指导组’，就蹲在村里，现场办公，简化一切能简化的流程，特事特办。
另一路，请高校的教授和咱们政研室的同志，连夜起草合作社的示范章程草案，重点是产权界定清晰、利益分配透明、决策机制民主。我们要给村民看的，不是一个空壳，而是一个能真正代表他们利益、守护他们家园的‘法宝’。”
会议持续时间长，每个人脸上都写着疲惫，但眼神里都有火苗在烧。
赵东来也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疲劳，李默将这个任务给他，也是给了他独当一面的机会。
在这些人中，还有发改委成员之一的夏新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