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零散的议论像水面涟漪，慢慢往外扩。
大清商民半是担忧半是愤懑，西洋人则将信将疑，只默默收紧了与倭国的往来。
不久后，潜伏在西洋各国的探子收到密旨，旋即按计行事。
伦敦码头的酒馆里，一个满脸风霜的“老海员”正用粗糙的手指敲着桌子。
“要说这天花的根由，得从五年前说起！那会儿我在倭国长崎港卸货，亲眼见他们把长痘的死人往海里扔，幕府的人拿着刀守着，谁敢往外说一个字？”
他灌了口酒，声音陡然拔高，“结果呢？四年前朝鲜就闹了疫，再往后——三年前大清爆发天花、两年前安南、去年咱们欧洲……哪回不是倭国商船先到，疫情后脚就来？
今年他们自己又炸了锅，这不是明摆着吗？”
周围的纤夫、货商听得连连点头，酒杯砸在桌上的声响里，满是恍然大悟的愤懑。
巴黎的市集上，药剂师摊位前围了不少人。
摊主举着一本泛黄的“商船日志”，故作神秘地说。
“这是我从一个退役船长那收的，上面记着呢——五年前倭国就有疫情，被幕府压得死死的。
四年前他们往朝鲜运货，卸货的码头没过仨月就成了疫区。
三年前大清爆发天花……”他指着日志上的航线标记。
“你们看这路线，像不像一条带毒的链子？”主妇们听得脸色发白，转头就告诫家人：“往后再别买倭国来的东西！”
维也纳街头，几个“学者”正围着布告栏张贴“疫情传播图”，红笔标注的时间线格外刺眼。
“五年前，倭国（隐瞒），四年前，朝鲜釜山（倭国商船频繁停靠后爆发），三年前，大清东北（倭国走私货物到大连），两年前，安南（倭国商船到访后爆发），去年，欧洲各港口（前往倭国通商的城市率先出现病例）。
今年，倭国全境大爆发。”
路过的市民对着时间线指指点点，一个面包师皱眉道：“这么一看，还真是从倭国传出来的？”
旁边立刻有人接话：“不然哪有这么巧的事！”
期间，有去过朝鲜的商人质疑：“我在朝鲜听说，他们疫情比倭国早啊？”
话音未落，就被一个常跑东亚航线的荷兰商人打断。
“那是倭国幕府瞒得严实！五年前我就在长崎，亲眼见他们封城，说是‘清理海盗’，后来才知道是闹天花！
朝鲜那回，就是萨摩藩的船带去的——他们船上的水手，好多脸上都带着痘疤！”
几个懂东亚事务的贩子也纷纷附和，把“时间线”“商船轨迹”说得有板有眼，质疑声渐渐消散。
这些精心编织的“证据”，像细密的网缠上欧洲市井。
底层百姓本就因疫情惶惶不安，如今有了清晰的“源头”和“传播链”，便如找到了宣泄口——酒馆里痛骂倭国的醉汉多了，市集上倭国货物无人问津，连码头工人都自发拒绝装卸装载倭国货物。
不过这些都是后话了。
此时的养心殿内，弘历正翻着沿海奏报，见西洋商人已开始主动疏远倭国，指尖在“疫情时间线”上轻轻一点，喃喃自语。
“民心如秤，一旦秤砣偏向倭国为祸源，任谁想扶都扶不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