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平城京的修建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吉备真备带回了长安的城坊图纸，亲自指导工匠规划：南北走向的朱雀大街宽百步，将都城分为东西两京；街东设东市，街西设西市，仿长安东西市布局；皇宫位于城北，太极殿、朝堂院的位置与长安完全对应，连宫殿的鸱吻（屋脊装饰）都请大唐工匠来指导烧制。
阿倍仲麻吕则忙着推广唐式礼仪。他参照《大唐开元礼》，制定了倭国的朝会、祭祀、婚丧礼仪——天皇的朝服改为十二章纹（简化版），百官见天皇要行三跪九叩之礼，连百姓结婚都要“纳采、问名、纳吉”，用大唐的流程。
有老臣看不惯，对天皇抱怨：“陛下，咱们连走路的姿势都要学唐人，是不是太过分了？”
天皇指着窗外的平城京工地，反问：“你看那朱雀大街，笔直宽阔，比以前的土路好走百倍；你看那新令，豪强不敢再欺负百姓，这难道不好？学唐制，不是学他们的样子，是学他们的法子。只要能让倭国强盛，别说走路姿势，就是穿唐衣、说唐话，又有何妨？”
这年秋天，《近江令》正式颁布，平城京的主体工程也宣告完工。天皇率百官迁往新都，在太极殿举行了盛大的庆典。吉备真备作为“定律功臣”，被任命为刑部卿，执掌司法；阿倍仲麻吕则任大学头，主管太学，继续推广儒家经典。
庆典上，留学生们带来的大唐乐器奏响了《霓裳羽衣曲》，舞姬们穿着唐式舞衣翩翩起舞。当吉备真备宣读《近江令》的“开篇明义”时，声音透过殿门，传到了朱雀大街上——那里挤满了来看热闹的百姓，他们听不懂复杂的条文，却知道“以后有法可依了”。
消息传到长安，李承乾正在翻看《近江令》的抄本。裴炎在一旁介绍：“吉备真备确实用了心，既保留了倭国的核心习俗，又把唐律的精髓融了进去，比如‘班田收授’结合了他们的‘氏姓制’，‘租庸调’调整了劳役的比例，比生搬硬套要稳妥。”
李承乾笑着点头：“这就对了。朕从来没说过要他们全盘照搬，能取其精华，为己所用，才是真本事。”他提笔在抄本上批了一行字，“赐倭国《永徽律疏》刻本一套，告诉吉备真备，律法不是死的，要随国情调整，这才是‘治世之道’。”
旨意送到平城京时，吉备真备正在刑部审阅案卷。他捧着大唐送来的刻本，对阿倍仲麻吕感叹：“陛下真是圣明！咱们费尽心机才编出《近江令》，原来大唐早就知道‘律法要随国情调整’。”
阿倍仲麻吕指着刻本上的批注，笑道：“所以啊，咱们学的不仅是律法条文，更是这种‘变通’的智慧。你看长安的坊市，到了晚上会关坊门，可咱们平城京的市肆，天皇特许开到二更，这就是咱们的‘变通’。”
冬日的平城京，朱雀大街上覆盖着薄雪，却比往常更热闹。东市的唐商正在卖蜀锦，西市的倭匠学着打唐式铁器，太学的学子们用唐话背诵《论语》，连路边的孩童都知道指着皇宫说：“那是仿长安的太极殿！”
吉备真备站在刑部的衙门前，望着这一切，忽然想起离开长安时，国子监王夫子说的话：“学问如流水，能汇入江海，也能滋养田亩，关键是要让它流动起来。”
如今，大唐的律法之水，真的在倭国的土地上流动起来了。它或许变了些模样，却灌溉出了新的秩序——这种秩序里，有唐律的影子，有倭国的根基，更有海东与大唐交融共生的未来。
而这一切的起点，不过是一群背着典籍归来的留学生，和他们心中那个“以唐律治倭”的朴素愿望。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文化的渗透往往比刀枪更深远，当《近江令》的条文被刻在石碑上，当平城京的街道照进第一缕晨光，倭国的唐化之路，早已在不知不觉中，走了很远很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