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三方势力在西域的角力(1 / 2)

公元713年,秋,大唐长安。

夜雨淅沥,敲打着鸿胪寺客馆的窗棂。烛火在微风中摇曳,映照着一个伏案疾书的纤细身影。

贞晓兕放下手中的狼毫笔,轻轻揉了揉有些发酸的手腕。案几上铺着她刚刚整理完毕的关于突骑施部族近期动向的卷宗摘要。墨迹未干,字迹清秀中带着一股不易察觉的韧劲。

她来到这个时代,已经有一阵子了。

从二十一世纪一位专攻社会心理学与组织行为学的研究生,变成大唐鸿胪寺一名微不足道的主簿候选人,这种时空转换的冲击,至今仍让她在深夜醒来时感到一丝恍惚。她还记得自己的现代名字——程晓,但如今,她是贞晓兕,一个家道中落的宗室旁支女子,凭借对西域诸国语言的些许了解和一手好字,勉强在鸿胪寺谋得一个见习的职位。

窗外的雨声带着长安特有的雍容与清冷,与她记忆中现代都市的喧嚣霓虹是那般不同。她深吸一口气,空气中是墨香、微潮的木香,以及远处宫殿群隐约传来的檀香混合的气息。这是一种沉淀了权力与文明的味道。

“心理学……在这里,或许能换一种方式应用。”她心中默想,带着一丝自嘲,也带着一丝探索的兴奋。麦克莱兰的需求理论、认知重构、印象管理、角色冲突……这些现代心理学概念,在她阅读近期西域邸报和接触往来胡商时,竟不断在她脑海中闪现,与那些冰冷的历史文字和外交辞令相互印证。

她摊开一张自己根据记忆和信息绘制的简易西域舆图,目光落在葱岭以西的广袤区域。她知道,在这个时间点,一场影响深远的大博弈正在酝酿。而她的命运,似乎也无意中被卷入其中。

“贞主簿,还未休息?”一个温和的声音在门外响起。是鸿胪寺的一位老书吏,姓杜,对她这个突然出现、背景模糊却格外勤勉的女同事颇为照顾。

“杜书吏,”贞晓兕起身开门,敛衽一礼,“还有些卷宗需要整理,是关于突骑施苏禄部的。”

杜书吏点点头,走进来,看了眼案上的地图和文稿,眼中闪过一丝赞赏:“如此用心,殊为难得。西域事务,错综复杂,非仅凭勇力可决。你能沉下心来梳理这些,很好。”他顿了顿,压低声音道:“听说,今日紫宸殿内,陛下与姚相、宋相议事至深夜,所论正是西域大局。”

贞晓兕心中一动。紫宸殿,唐玄宗李隆基……那个即将开启开元盛世的年轻帝王。她仿佛能透过重重宫墙,感受到那份凝聚在帝国权力顶峰的雄心与焦虑。

“陛下初登大宝,锐意进取,西域……怕是要有新策了。”她轻声回应,试图用符合这个时代语境的方式表达。

“是啊,”杜书吏捋了捋胡须,“自太宗皇帝平定高昌,设立安西四镇以来,西域虽时有反复,然终究是我大唐屏藩。如今吐蕃崛起于西南,大食东进于西陲,阿史那氏衰微,局面……唉,不易为啊。”

贞晓兕默默点头。她理解这种“不易为”。在李隆基的视角,这不仅仅是一张地图,更是一盘考验智慧与魄力的棋局。他继承了祖母武则天和曾祖父太宗的庞大帝国,也继承了边疆的隐患。他渴望证明自己,超越前人,这种“高成就需求”与巩固权力的“高权力需求”,驱动着他必须对西域问题做出决断。

而直接派遣大军,深入不毛,与吐蕃、大食两大强敌长期消耗,显然非上策。帝国需要休养生息,需要集中精力于内政。那么,寻找一个“代理人”,一个能够代表大唐利益、牵制主要对手的盟友,便成为了一种极具吸引力的“认知重构”。

“突骑施……苏禄……”贞晓兕在心中默念着这个名字。她知道,这个草原枭雄,即将被推上历史的前台,成为李隆基西域新战略的关键棋子。这是一种政治智慧,也是一种巨大的风险。如何驾驭这头草原苍狼,将考验着长安的决策者,也考验着前线执行者的智慧。

夜更深了,雨声渐歇。贞晓兕吹熄烛火,躺在客馆简陋的床榻上,却毫无睡意。她意识到,自己所学的那套分析人类行为与组织动力的理论,在这个真实而波澜壮阔的时代,或许并非无用之物。她开始尝试用“心理理论”去推演李隆基的决策动机,用“社会交换理论”去分析即将建立的唐与突骑施的联盟基础。

“或许,我能做点什么?”一个微小的念头在她心中萌生。尽管她身份低微,只是一个刚刚踏入鸿胪寺门槛的小主簿候选人,但穿越所带来的独特视角和对历史走向的模糊认知,让她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参与感。

与此同时,大明宫紫宸殿内,烛火通明。

唐玄宗李隆基确实站在那幅巨大的西域舆图前,年轻的脸上没有丝毫倦意,只有锐利如鹰隼的光芒在眼中闪烁。刚刚以雷霆手段彻底铲除太平公主势力,独揽大权的他,正处于权力和意志的巅峰期。他手指划过河西走廊,掠过天山南北,最终定格在葱岭之外的广袤地域。

“吐蕃赞普野心勃勃,大食哈里发兵锋正盛……”李隆基的声音在空旷的大殿中回荡,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朕,不能坐视西域落入他人之手,更不能让安西四镇沦为孤岛。”

姚崇与宋璟等心腹重臣肃立一旁。他们深知这位年轻皇帝的抱负与焦虑。开创盛世,需要稳定的边疆;彰显天威,需要西域的臣服。但国库尚虚,民生待复,大规模用兵并非其时。

“陛下,”姚崇上前一步,声音沉稳,“直接控制,耗资巨大,且易陷入与吐蕃、大食的长期缠斗。不若……效仿太宗皇帝羁縻旧制,但需更进一步。择一西域强部,赐其名分,助其壮大,使其为大唐守西陲,抗吐蕃、拒大食。”

李隆基目光微凝:“卿所言,可是那突骑施苏禄?”

“正是。”宋璟接口道,“苏禄新立,骁勇善战,且有野心。其部居于碎叶川,正当中亚要冲,直面大食兵锋。若得大唐册封,名正言顺,必能凝聚诸胡,成为一道屏障。”

殿内陷入了短暂的沉默。李隆基在权衡。这是一种务实的策略,也是一种冒险。扶持苏禄,如同养虎,既能御敌,亦可能反噬。他内心深处的“权力焦虑”在此刻显现——他需要控制,但又不能完全依靠直接控制。他必须将帝国的权威,投射到这个遥远的“代理人”身上。

最终,他做出了决定。“拟诏,”他沉声道,“册封突骑施酋长苏禄为‘忠顺可汗’,授‘金方道经略大使’。令鸿胪寺、安西都护府妥善经略,务使其为我所用。”

这一刻,一项影响深远的“代理人”战略,在长安的宫殿中尘埃落定。它充满了政治智慧,也暗含着未来的不确定性。

当这道诏令的精神通过官方渠道和非正式的信息流,逐渐传递到鸿胪寺时,贞晓兕在整理文书时捕捉到了其中的关键信息。她心中那份用现代心理学解读历史的兴趣愈发浓厚。

“高权力需求的领导者,在面对复杂外部威胁时,倾向于采用‘联盟策略’和‘代理人模式’,以降低直接管理成本,同时扩展自身影响力……”她几乎是不自觉地在内心用学术语言进行着标注,“李隆基此举,是典型的‘认知重构’,放弃了追求绝对控制的‘完美主义’,选择了更具弹性和性价比的战略。但关键在于,如何管理这个‘代理人’的心理预期和行为……”

她开始更加留意所有关于突骑施和苏禄的信息,无论是正式的公文,还是往来商旅的传闻。她知道,理论需要实践的检验,而西域,即将成为这个宏大实验场。

视线转向安西都护府。

此时的安西,治所已迁至龟兹(今库车)。这里的空气,与长安的湿润雍容截然不同。它是干燥的、粗粝的,带着戈壁滩上特有的沙土与骆驼刺的味道。

市集上人声鼎沸,各种语言交汇:粟特语、突厥语、吐蕃语、汉语、波斯语……胡商穿着色彩艳丽的锦袍,兜售着从中原运来的丝绸、瓷器,以及从更西方来的香料、宝石、玻璃器。馕坑里烤出的面饼香气与羊肉在火上滋滋作响的油香、烤包子的浓郁肉香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幅充满异域风情的市井画卷。

然而,在这片看似繁华与融合的土地之下,是涌动的暗流。安西副都护张孝嵩,一位凭借军功和能力升至高位、并非世家出身的将领,每日都能收到来自各方、语焉不详的军报。字里行间,透露出吐蕃骑兵在昆仑山下的频繁活动,以及大食商队和使者背后可能隐藏的军事意图。

张孝嵩站在都护府的望楼上,眺望着远方被烈日炙烤得有些扭曲的地平线。他性格刚毅果断,在心理学上,贞晓兕若有机会分析他,会认为他展现出典型的“场独立性”人格特质。这种人内心拥有强大的坐标,不易受外部环境或他人意见的干扰,能凭借自身的经验和判断力,在复杂、模糊甚至矛盾的信息中,迅速找到问题的关键,并勇于承担决策的责任。

他感受到了山雨欲来的压抑。吐蕃和大食,就像两只窥伺在侧的猛兽,而西域诸国则如同惊弓之鸟,人心浮动。大唐的威信,正面临着自武则天后期以来最严峻的考验。

开元三年(715年)秋,危机的引信终于被点燃。

紧急军报如同插着羽毛的利箭,穿越葱岭险阻,送至安西都护府:吐蕃与大食联手,扶持傀儡阿了达,发动政变,攻占了拔汗那国都(今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地区),原国王遏波之仓皇出逃,正奔往安西方向,向唐朝求救。

拔汗那,这片被誉为“天马之乡”的肥沃盆地,此刻正陷入血与火的混乱。阿姆河的支流锡尔河灌溉着这片富饶的绿洲,葡萄园与果园连绵不绝,城镇原本商贾云集。但如今,街道上回荡的不再是悦耳的驼铃和热闹的叫卖,而是士兵的铁蹄声、哭喊声和兵刃相交的刺耳噪音。

消息传到安西,都护府议事厅内气氛凝重。幕僚们意见纷纭,争论不休。

有人认为:“拔汗那远在葱岭之外,路途遥远,且需翻越天险。劳师远征,后勤难继,胜负难料。一旦有失,恐损大唐军威。不如谨守边防,同时六百里加急,奏请圣裁。” 这是一种典型的“风险规避”心态,也是官僚体系中求稳怕事、明哲保身的常态,深谙“多做多错,少做少错”的官场哲学。

但也有人主张必须救援:“拔汗那乃太宗皇帝时便内附的属国,见危不救,岂不令西域诸国寒心?若坐视吐蕃、大食得逞,其势力连成一片,则安西四镇危矣!”

张孝嵩端坐主位,面色沉静地听着双方的争论,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案几。他的大脑在飞速运转,分析着各种可能性及其后果。

当争论稍歇,他站了起来,目光扫过在场每一位幕僚,声音沉稳而有力,带着不容置疑的决心:“诸公所言,皆有道理。然,孝嵩以为,西域有变,不可不救!陛下委我等以守边之责,授予临机专断之权,岂能事事等待长安之命?兵贵神速,若等圣旨到来,拔汗那早已易主,局势恐不可收拾!”

他顿了顿,加强语气:“且拔汗那乃大唐属国,见危不救,则诸国离心,谓大唐无力亦无心庇护。届时,吐蕃、大食之势成,西域诸国望风归附,则安西真危矣!我等皆成帝国罪人!”

这番话,不仅体现了他作为军事将领的胆识,更展现了他高超的“心理理论”能力——他能精准地预判到,如果唐朝不作为,西域诸国(作为认知的客体)会对大唐的威信和保护能力产生何种消极的判断,从而形成连锁性的信任崩塌和地缘政治灾难。他的决策,不仅仅是军事上的考量,更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政治心理战,目标在于维系大唐在西域诸国心中的“可靠保护者”形象。

他没有再犹豫,力排众议,迅速行动。他调集了安西本部的蕃汉兵马万余人,同时凭借大唐的威望,征发葛逻禄、拔汗那残部等西域属国兵马,组成一支规模可观的联军。没有等待长安的回复,他毅然踏上了远征之路。

行军是极其艰苦的。他们需要翻越终年积雪、空气稀薄、气候变幻莫测的葱岭(帕米尔高原)。寒风如刀,切割着将士们的脸庞和意志。冰雪反射的强光刺得人睁不开眼。山路崎岖狭窄,不时有士卒和驮马失足坠入万丈深渊。高原反应折磨着来自平原地带的士兵,头痛、呕吐、呼吸困难,不断有人倒下,永远留在了这片冷酷的雪山之中。

张孝嵩与普通士兵同甘共苦,将自己的坐骑让给伤病员,亲自检查险要路段的通行情况。他的坚毅、果敢和与士卒同袍的精神,成为了全军在极端环境下的精神支柱和凝聚力来源。此刻,心理学家维克多·弗兰克尔的意义疗法理念似乎得到了印证:“人可以被剥夺一切,除了最后的自由——选择自己对不同环境的态度自由。” 张孝嵩正是在这极端艰苦的环境中,为全军选择了“克服困难,完成任务”的积极态度和坚定信念。

当军队历经千辛万苦,终于翻过最高的几个山口,眼前豁然开朗。拔汗那盆地如同上帝打翻的调色盘,满目苍翠,绿意盎然,与身后那片苍白冷酷、吞噬了无数同伴的雪山形成鲜明而震撼的对比。河流如蓝色的缎带穿梭在田野和果园之间,阳光下,成熟的杏子、苹果、葡萄散发着诱人的甜香。这片即将成为战场的土地,以其惊人的生命力和美丽,极大地慰藉了远征将士饱受磨难的肉体和心灵。

战斗本身,在唐军出其不意地出现以及高昂士气的冲击下,几乎毫无悬念。

面对如神兵天降的唐军联军,叛军和其背后的吐蕃、大食支持者措手不及。张孝嵩指挥部队,以雷霆万钧之势,迅速包围并攻克了叛军盘踞的关键城池。傀儡阿勒达在混乱中被擒杀。原国王遏波之被重新扶立上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