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深知蒋珂文的要求——“客观、详实、经得起推敲”。
这意味着，报告不能是简单的罗织罪名，必须既有成绩，也有问题，但重点在于如何呈现这些问题。
他用冷静、平实、不带感情色彩的文字，将李卫国的政绩一一列出。
但同时，用更多的篇幅、更细致的笔触，描绘了那些瑕疵：工作履历中几次时间点的微小出入、政策执行中的偏差、群众评价里的负面声音，引用了具体村民的匿名原话、以及林场承包中查实的不当所得。
他将这些细节嵌入其中，如同在光洁的玉面上，精准地点出几个微小的、却无法忽视的瑕疵。
最后，他并未给出直接结论，而是写道：“……综合以上情况，李卫国同志在基层工作中取得一定成绩，但也存在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和不足。”
“其个人性格、工作方法及部分历史经历，是否符合作为提拔对象的标准，有待组织进一步研判。”
这份报告，如同一把精心打磨的双刃剑，既承认了成绩，堵住了江昭阳“片面否定”的嘴，又用大量扎实的“客观事实”，描绘出一个并不完美、甚至存在“硬伤”的干部形象。
在常委会那种场合，后者往往比前者更具杀伤力。
报告在第三天傍晚时分，准时摆在了蒋珂文的办公桌上。
厚厚一叠，还带着打印机的余温。
蒋珂文花了整整一个小时，逐字逐句地审阅。
他的手指偶尔在那些描述问题的段落上轻轻敲击。
看完最后一页，他合上报告，身体向后靠在椅背上，再次望向窗外。
夜幕已经降临，县城的灯火取代了白日的秋阳，织成一片璀璨而冰冷的光网。
他脸上的肌肉终于松弛下来，那不是放松，而是一种一切尽在掌握后的从容。
他拿起内线电话，只对张世杰说了一句：“可以了。”
放下电话，他嘴角那丝冷峻的弧度再次浮现，这一次，带着一丝稳操胜券的意味。
舞台已经搭好，剧本已经写定，演员们也已各就各位。只等常委会的幕布拉开。
好戏，果然才刚刚开场。
而他，将是这场戏唯一的，也是最后的导演。
就在这时，桌面上那部红色的内部电话骤然响起，打破了夜的沉寂。
铃声急促，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权威。
蒋珂文瞥了一眼来电显示，脸上那丝闲适的笑意迅速收敛，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混合着恭敬与警惕的神情。
他迅速拿起听筒。
“珂文，现在情况如何？”电话那头，张超森的声音传来，不高，却带着一种惯有的、不容置疑的沉稳压力。
透过线路，直抵蒋珂文的耳膜。
“张县长，”蒋珂文身体不自觉地微微前倾，仿佛对方能透过电话看到他的姿态，“已搜集到一些不利于李卫国的材料。”他言简意赅，没有赘述材料的细节。
他知道，领导要的只是结果和关键信息。
那一边的张超森似乎并不意外，只是从鼻腔里发出一个满意的单音：“嗯。”
随即，他的语气加重了几分，指示清晰而明确：“江昭阳的意图就不要让他得逞。”
这句话像一颗石子投入平静的湖面，在蒋珂文心中漾开涟漪。
阻止他，是蒋珂文和张超森这一派系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