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分钟后，一个背着蓝色书包的小学生撑着卡通伞路过。
男孩约莫十岁，穿着校服，裤脚沾着泥点。
他忽然停下脚步，盯着墙上那枚印记看了许久。
雨水顺着伞沿滑落，滴在他睫毛上。
他蹲下身，从书包里掏出一支蜡笔——红色的，快用秃了——小心翼翼地覆在印记上临摹起来。
纸片被雨水打湿一角，颜色晕开些许，但他毫不在意。
临完后，他把纸折好，塞进内袋，抬头望了一眼空荡的巷口，仿佛那里曾站着什么人。
与此同时，张婉清坐在市电视台编辑室，窗外雨声淅沥。
手机震动，通知弹出：“《街巷之声》项目组：因内容结构调整，请于48小时内提交修订版送审。”
她盯着屏幕良久，最终关掉邮件，打开硬盘备份。
原片共98分钟，删减版已播出三轮，但核心片段始终岌岌可危。
尤其是吴志明那段讲述——“他们抬走李达成的时候，他还在喊，别让下一代再记”——每次送审都被列为“情绪引导性过强”。
这次，她不想再等许可。
深夜，办公室只剩她一人。
灯光下，她将整部纪录片拆解成十二段独立短片，每段不超过三分钟。
一段归入“城市声音采样”，配以防汛广播中的背景杂音；一段包装为“方言文化研究”，聚焦老人使用的俚语词汇；另一段则以“社区养老服务案例”名义提交，内容正是吴志明讲述的画面，辅以字幕：“高龄受访者情感表达实录”。
她一条条上传，发送至不同栏目组后台。操作完毕，已是凌晨两点。
三天后，名为《那个说“别让下一代再记”的老人》的视频片段在本地论坛爆火。
标题由网友所起，画面源自“社区养老服务案例”初审通过版本。
播放量破百万，评论区刷屏：“我父亲也说过类似的话。”“我妈总在清明烧纸时念名字，我以为是迷信……”
审查部门紧急追查发布源头，却发现所有转发账号均隶属于各街道办政务新媒体运营后台——有社区卫生中心、老年活动站、甚至一所小学的宣传号。
这些账号权限分散，审核流程独立，根本无法追溯统一动机。
而刘建国，正坐在市政法委宣传处闭门研讨会的第三排。
议题是“网络舆情治理与历史叙事边界”。
有人提出建立“口述历史关键词黑名单系统”，实时拦截含“丙字017”“守灯”“签到表”等编号的言论，称其为“数字时代的记忆病毒”。
会议室气氛凝滞。
刘建国缓缓举起手。
“如果我们把‘丙字017’当成病毒，那它永远杀不完。”他声音不高，却清晰穿透寂静，“但如果把它变成疫苗呢？”
全场愕然。
他继续道：“建议试点设立‘市民记忆驿站’，由宣传部牵头，在六个社区设点，配备录音笔和登记簿，鼓励老人自愿讲述过往。我们不认证真伪，只做留存。”
有人质疑：“这不是变相纵容吗？”
“恰恰相反。”刘建国翻开笔记本，“当记忆从地下走向登记簿，从私语变为公共档案，它的力量反而会被稀释、被消化。与其让它在暗处燃烧，不如引它入光。”
会议最终采纳建议。
没人注意到，他在实施方案附录中悄悄加入一条细则：所有采集资料须同步抄送市图书馆数字档案部——那里，正是郑其安所在的“民间史料数字化项目”工作站。
同一晚，吴志明家厨房灯亮到凌晨。
他坐在小桌前，面前摊开一本旧笔记本，笔尖缓慢移动，字迹颤抖却坚定。
窗外雨停了，月光斜照进来，映在他花白的鬓角上。
他不知道的是，女儿站在卧室门缝后，手里攥着手机，屏息望着那背影。
更不知道的是，那本笔记的第一页，写着一行小字：
“如果没人记得，那就让我写下全部。”吴志明的女儿吴晓芸是在一个寂静的凌晨三点，又一次被厨房里细微的笔尖摩擦声惊醒的。
起初她以为是老鼠啃咬橱柜，可那声音太规律——沙、沙、沙，像是某种执拗的倒计时。
她披衣起身，赤脚踩过冰凉的地板，悄悄推开厨房门缝。
灯光昏黄，父亲佝偻着背坐在小桌前，戴着老花镜，手边一杯冷茶，笔记本摊开在面前，字迹密密麻麻爬满了纸页。
她屏住呼吸，向前挪了半步。
那不是普通的日记。
标题写着《银发讲述计划：补充记录》，25”……每一个都对应八七年那个雨夜进出守灯广场的车辆。
再往下，是几个代号：“老猫”负责东口接应，“灰鼠”断后掩护，“灯笼”最后撤离。
而最让她心头一颤的，是夹在段落间的那一句遗言：
“他们怕的不是死人说话，是活人开始听。”
她几乎脱口而出，却硬生生咬住嘴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