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乱臣十人。”孔子曰：“才难，不其然乎？唐虞之际，于斯为盛；有妇人焉，九人而已。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乱臣十人。’孔子曰：‘才难，不其然乎？唐虞之际，于斯为盛；有妇人焉，九人而已。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论语?泰伯》中的这段对话，是孔子对上古至周初贤臣治国的深刻总结，更是对 “人才难得” 这一永恒命题的精准论断。舜凭五位贤臣便实现天下安定，武王靠十位能臣开创周朝基业，而孔子从中看到的，不仅是贤臣对治国的关键作用，更有 “人才稀缺” 的现实困境 —— 即便在唐虞、周初这样的盛世，贤才依然难得，周武王的十位能臣中，若除去妇人，也仅剩九位。同时，孔子盛赞周 “三分天下有其二仍服事殷” 的至德，将贤臣治国与道德坚守相融合，为后世勾勒出 “德才兼备、贤臣辅政” 的理想治国图景。在当代社会，无论是国家治理、企业管理还是社会组织运营，“人才” 始终是核心竞争力，重新审视孔子这段论述，对理解人才价值、树立正确人才观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溯源：舜与武王时代的贤臣治理语境
要理解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有乱臣十人” 的深意，需先回到舜与武王所处的历史语境，看清当时的治理需求与贤臣的角色定位 —— 正是特定的时代困境，让贤臣的价值得以凸显，也让 “才难” 的感慨更具分量。
（一）舜时代的治理困境与五臣之责
舜所处的上古时代，刚从部落联盟向早期国家过渡，治理面临三大核心困境：洪水泛滥威胁民生、部落纷争破坏秩序、伦理缺失导致人心涣散。此时的舜，虽有 “仁孝” 之德与治国之志，却需依靠贤臣之力方能破解困境，而 “五臣” 正是他治理天下的核心支撑。
据《尚书?舜典》《史记?五帝本纪》记载，舜的五位贤臣各有所长，分工明确：禹负责治水救灾，当时 “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百姓流离失所，禹 “居外十三年，三过家门而不入”，以 “疏堵结合” 之法疏通河道，将洪水引入大海，最终解除水患，让百姓得以安居；稷（后稷）掌管农业生产，他教百姓种植五谷，改进耕作技术，解决了洪水后粮食短缺的问题，为民生安定奠定基础；契担任司徒，推行 “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 的 “五教”，化解部落间的伦理矛盾，构建起和谐的社会秩序；皋陶主管司法，制定 “五刑”（墨、劓、剕、宫、大辟），却主张 “慎刑”，通过道德教化与刑罚结合，实现 “刑期于无刑” 的治理目标，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伯益则负责山林川泽的管理与鸟兽驯养，不仅为百姓提供了额外的生活资源，还协助禹治水，提出许多实用建议。
这五位贤臣，如同舜的 “五根支柱”，分别对应 “民生保障、生产发展、伦理构建、司法公正、资源管理” 五大治理领域，将舜的治国理念转化为具体实践。正是依靠他们的各司其职与协同合作，舜才能在短时间内化解上古时代的治理困境，实现 “百姓昭明，协和万邦” 的天下大治局面。此时的 “贤臣”，不仅是君主的助手，更是破解时代难题的关键力量，他们的存在，让 “天下治” 从理想变为现实。
（二）武王时代的兴周大业与十乱臣之功
武王所处的商周交替之际，治理需求从 “稳定秩序” 转向 “推翻暴政、建立新朝”。当时商纣王暴虐无道，“好酒淫乐，嬖于妇人”“重刑辟，有炮格之法”，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诸侯纷纷背离商朝。周武王要实现 “吊民伐罪、建立周朝” 的大业，必须依靠一批 “能谋善战、善治善政” 的贤臣，而 “乱臣十人”（“乱” 通 “治”，指能治理国家的贤臣）正是他兴周的核心团队。
据《尚书?泰誓》《史记?周本纪》记载，武王的十位乱臣涵盖了军事、谋略、政务、教化等多个领域：周公旦（武王之弟）擅长谋略与政务，在武王伐纣前协助制定战略，伐纣后又主持制定礼乐制度，为周朝的稳定奠定基础；召公奭（召公）以公正贤明着称，曾与周公旦分治天下，“自陕以西，召公主之；自陕以东，周公主之”，他治理期间 “百姓怀之”，留下 “甘棠遗爱” 的佳话；太公望（姜子牙）是军事统帅，“博闻强识，明于治乱之道”，在牧野之战中指挥周军大败商军，为武王灭商立下汗马功劳；毕公高、荣公、太颠、闳夭、散宜生、南宫适等贤臣，则分别在政务管理、物资筹备、外交联络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其中太颠、闳夭、散宜生曾冒险从商纣王手中救出周文王，为兴周大业保留了核心力量；而孔子提到的 “有妇人焉”，据后世注解多认为是武王之母太姒或王后邑姜，太姒以 “仁孝” 之德辅佐武王，邑姜则在后宫治理与教化方面贡献力量，二人虽为女性，却以贤德与智慧成为乱臣团队的重要一员。
这十位乱臣，如同武王的 “十大支柱”，在伐纣兴周的过程中各司其职、协同作战：太公望领兵破敌，周公旦、召公奭谋划政务，太颠、闳夭筹备物资，太姒、邑姜以德化人。正是依靠他们的共同努力，武王才能 “三分天下有其二”，最终在牧野之战中一举灭商，建立周朝，并推行 “德治”，让百姓从商纣的暴政中解脱，实现 “天下归心” 的治理局面。此时的 “贤臣”，不仅是新王朝的建立者，更是新秩序的构建者，他们的能力与品德，直接决定了新王朝的治理水平。
（三）“唐虞之际，于斯为盛”：盛世背后的人才稀缺
孔子为何感叹 “唐虞之际，于斯为盛”？因为舜的唐虞时代与武王的周初时代，是上古至周初少有的 “贤臣汇聚” 的盛世 —— 舜有五臣定天下，武王有十乱臣兴周朝，这样的人才规模与质量，在当时极为罕见。但即便如此，孔子仍敏锐地指出 “有妇人焉，九人而已”，暗示即便在盛世，男性贤臣的数量依然有限，进一步凸显 “才难” 的现实。
为何 “才难”？从当时的历史背景来看，主要有三大原因：一是教育资源稀缺，上古至周初的教育主要局限于贵族阶层，平民几乎没有接受教育的机会，导致人才培养的基数极小；二是选拔渠道狭窄，当时的人才选拔多依赖 “举荐制”，需依靠君主或贵族的发现与举荐，许多有才能的平民难以被发掘；三是治理需求严苛，当时的贤臣不仅需要具备专业能力（如治水、军事、政务），还需兼具高尚品德（如仁、孝、公、廉），“德才兼备” 的标准让人才筛选更为严格。正是这些因素，让 “贤臣” 成为稀缺资源，即便在唐虞、周初这样的盛世，也难以大规模涌现，这也正是孔子发出 “才难，不其然乎” 感慨的深层原因。
二、解析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贤臣治国的核心逻辑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看似简单的一句话，却蕴含着 “贤臣治国” 的核心逻辑 —— 君主的品德与愿景需通过贤臣的能力与实践落地，贤臣的 “专才” 与 “协同”，是实现 “天下治” 的关键。这种逻辑，不仅适用于上古时代，更成为后世治国理政的重要范式。
（一）“臣专其责”：专业能力是贤臣的核心价值
舜的五位贤臣，最大的特点是 “各专其责、各有专长”—— 禹善治水、稷善农耕、契善教化、皋陶善司法、伯益善资源管理，他们每个人都是所在领域的 “专家”，能够精准解决该领域的治理难题。这种 “臣专其责” 的模式，打破了 “君主万能” 的误区，让治理从 “君主一人决策” 转向 “贤臣各展所长”，极大提升了治理效率与质量。
1. 禹：治水专家的 “问题导向” 治理
禹的核心价值在于他的 “治水专业能力”。当时的洪水问题是上古时代最严峻的民生危机，尧曾任命禹的父亲鲧治水，鲧采用 “堵” 的方法，九年而不成，反而导致洪水泛滥更甚。禹接任后，并未盲目沿用旧法，而是通过 “实地考察” 掌握洪水规律，提出 “疏” 的治水理念 ——“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走遍天下勘察地形，疏通河道，将洪水引入大海。他的治理不是 “拍脑袋决策”，而是基于专业知识与实践经验的 “问题导向” 治理，最终成功解决了困扰上古社会多年的洪水问题。这种 “专业能力解决专业问题” 的模式，是贤臣价值的核心体现 —— 君主即便有解决问题的意愿，若缺乏专业能力，也难以落地，而贤臣的专业能力，恰好填补了这一空白。
2. 皋陶：司法专家的 “公正导向” 治理
皋陶的核心价值在于他的 “司法专业能力” 与 “公正理念”。上古时代，社会秩序混乱，部落间的冲突与个人间的纠纷频发，亟需一套公正的司法体系来规范行为。皋陶作为司法专家，制定了 “五刑”，却并未滥用刑罚，而是主张 “慎刑”——“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度，五度三居”，根据罪行的轻重判处不同刑罚，对可宽恕的罪犯则处以流放，且流放地根据罪行轻重分为三等。他还注重 “道德教化”，认为 “刑期于无刑”，刑罚的最终目的是让百姓知敬畏、守规矩，从而不再犯罪。这种 “公正导向” 的司法治理，既维护了社会秩序，又避免了暴政，体现了贤臣 “专业能力与道德理念相结合” 的治理智慧。
（二）“协同共治”：贤臣团队的合力效应
舜的五位贤臣虽各专其责，却并非孤立工作，而是形成了 “协同共治” 的团队效应 —— 治水需要农业支持（稷的农耕），农业需要资源保障（伯益的资源管理），资源管理需要秩序维护（皋陶的司法），秩序维护需要伦理支撑（契的教化），而所有领域的治理又都围绕 “解民困、安天下” 的共同目标。这种 “协同共治” 的模式，让贤臣的个人能力转化为团队合力，最终实现 “1+1＞2” 的治理效果。
例如，禹治水的过程中，不仅需要伯益协助管理山林川泽，避免治水过程中破坏自然资源；还需要稷指导百姓在治水后的土地上种植五谷，确保百姓有饭吃；同时，契推行的 “五教” 让百姓更易配合治水工作，减少冲突；皋陶的司法则为治水过程中的资源分配与纠纷解决提供保障。五位贤臣虽分工不同，却围绕 “治水” 这一核心任务协同作战，最终不仅解决了洪水问题，还同步推动了农业发展、伦理构建与秩序维护，实现了 “一举多得” 的治理效果。这种 “协同共治” 的模式，证明贤臣治国不是 “单个贤臣的单打独斗”，而是 “贤臣团队的集体作战”，只有通过团队协同，才能应对复杂的治理难题，实现 “天下治” 的目标。
（三）“君明臣贤”：君主与贤臣的良性互动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 的前提，是 “君明”—— 舜的贤明为贤臣发挥作用提供了保障。舜的 “明” 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 “识才”，他能从众多人中发现禹、稷、契、皋陶、伯益的才能，不看出身、不徇私情，如禹虽为鲧之子（鲧治水失败被处死），舜却不因父过而否定禹的能力，依然任命他治水；二是 “任才”，舜给予贤臣充分的信任与权力，让他们能够自主开展工作，如禹治水时 “得专征伐”，拥有调动部落资源的权力，无需事事请示；三是 “容才”，舜允许贤臣提出不同意见，即便意见与自己相悖，也能虚心接受，如伯益曾向禹提出 “德惟善政，政在养民” 的建议，舜得知后不仅认可，还将其纳入治国理念。
正是舜的 “君明”，让贤臣能够 “尽其才”—— 禹能专心治水，无需担心权力受限；稷能安心教农，无需担心资源不足；契能全力教化，无需担心理念不被认可。这种 “君明臣贤” 的良性互动，是贤臣治国的关键前提：若君主昏庸，即便有贤臣，也难以发挥作用（如商纣王有比干、微子等贤臣，却因君主暴虐而无法重用）；若君主贤明，却无贤臣辅佐，也难以实现天下治（如舜若没有五臣，仅凭一己之力无法解决洪水、农业、伦理等多重难题）。因此，“君明臣贤” 的结合，才是 “天下治” 的完美范式。
三、解析 “武王有乱臣十人” 与 “周之至德”：贤臣与德治的融合
“武王有乱臣十人” 与 “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是孔子对周初治理的双重肯定 —— 既肯定贤臣对兴周的关键作用，更肯定周朝 “三分天下有其二仍服事殷” 的道德坚守。在孔子看来，贤臣不仅需要具备 “才能”，更需要具备 “品德”，而周朝的治理，正是 “贤臣之能” 与 “君主之德” 的完美融合。
（一）“乱臣十人”：周初贤臣的 “德才兼备” 特质
武王的十位乱臣，与舜的五位贤臣相比，不仅数量更多，更凸显 “德才兼备” 的特质 —— 他们不仅有军事、谋略、政务等专业能力，更有 “仁、义、公、廉” 的高尚品德，这种 “德才兼备”，让他们在兴周治周的过程中既 “能干事”，又 “干好事”，避免了 “有才无德” 导致的治理隐患。
1. 周公旦：“德才双馨” 的治理典范
周公旦是周初贤臣中 “德才兼备” 的典型。从 “才” 的层面来看，他擅长谋略与政务：武王伐纣前，他协助制定 “韬光养晦、联合诸侯” 的战略，主张 “以德服人” 而非 “以力服人”，为武王争取了更多诸侯的支持；武王伐纣后，他又主持制定礼乐制度，“制礼作乐” 规范社会秩序，其中 “宗法制”“分封制”“井田制” 等制度，为周朝数百年的稳定奠定基础。从 “德” 的层面来看，他以 “仁孝”“忠诚” 着称：武王去世后，成王年幼，周公旦 “摄行政当国”，却始终没有篡权之心，反而尽心尽力辅佐成王，“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生怕错过贤才，留下 “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的佳话；当管叔、蔡叔联合武庚叛乱时，周公旦亲自领兵平叛，事后又善待商朝遗民，推行 “以德化人”，避免了大规模的杀戮，体现了 “仁政” 的理念。周公旦的 “德才兼备”，不仅让他成为周初治理的核心，更成为后世贤臣的典范。
2. 太公望：“才高德正” 的军事统帅
太公望（姜子牙）是周初贤臣中 “才高德正” 的军事代表。从 “才” 的层面来看，他是杰出的军事统帅：在牧野之战前，他分析商军虚实，提出 “乘虚而入” 的战略，指挥周军 “武王至商郊，誓曰：‘勿杀奔走，勿坏室屋，勿填井，勿伐树木，勿动六畜，有不如令者，死无赦’”，既保证了战役的胜利，又减少了百姓的伤亡；战后，他又协助武王制定 “分封诸侯” 的策略，将功臣与宗室分封到各地，巩固周朝统治。从 “德” 的层面来看，他以 “公正”“爱民” 着称：早年在商朝为官时，因不满商纣王的暴虐而辞官归隐；辅佐周文王、周武王时，始终主张 “以民为本”，反对暴政，在治理齐国（太公望被封于齐）时，他 “简其礼，从其俗”，尊重当地百姓的习俗，简化礼仪，让百姓安居乐业，很快便让齐国成为东方强国。太公望的 “才高德正”，证明军事贤臣不仅需要 “能打仗”，更需要 “爱百姓”，只有这样，才能赢得民心，实现长治久安。
（二）“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至德的核心内涵
孔子为何盛赞周 “其可谓至德也已矣？因为这种 “实力远超却不恃强凌弱” 的选择，体现了周朝对 “德” 的极致坚守，打破了 “弱肉强食” 的权力逻辑，成为后世 “德治” 的典范。
1. 克制权力欲望：不恃强而篡逆
当时，周朝已 “三分天下有其二”，军事、经济实力远超商朝，完全有能力推翻商朝取而代之。但周文王、周武王并未选择武力篡逆，而是依然 “服事殷”—— 表面上承认商朝的宗主地位，按时纳贡，遵守商朝的礼仪规范，这种选择需要极强的权力克制力。在权力欲望极易膨胀的时代，周文王、周武王却能坚守 “臣道”，不恃强凌弱，这种对权力的克制，正是 “至德” 的核心体现。
对比商纣王的暴虐 —— 为满足个人欲望，“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而盈钜桥之粟”“以酒为池，县肉为林”，甚至发明 “炮格之刑” 残害百姓，周朝的 “克制” 更显珍贵。孔子认为，真正的 “德” 不仅在于善待百姓，更在于对权力的敬畏与克制，而周朝做到了这一点，因此堪称 “至德”。
2. 以民为本：等待民心归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