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不可能，你骗我！”永永疯狂摇晃父亲的身体，“起来！别装了！我命令你起来！”
但吴永国再也不会回应女儿的呼唤了，他的眼睛半睁着，望向夜空，那里有几颗稀疏的星星。
吴永国的葬礼由他的姐姐吴永芳操办。永永没有出席，她和彭光逃到了邻省。
“都怪你！”路上，永永对彭光尖叫，“你说只是吓唬他！”
“是你说的，他装死，”彭光反驳，“现在倒怪起我来了？”
他们住进一家不需要身份证的小旅馆，用从吴永国钱包里拿走的现金支付房费。
每晚，永永都梦见父亲，不是梦见他被打的场面，而是更久远的记忆：
父亲教她骑自行车，手一直扶着车把，直到她完全掌握平衡才悄悄松开；
父亲在灯下为她补校服，针脚细密均匀；
父亲做红枣糕，脸上沾着面粉却浑然不觉......
一个月后，警察找上了他们。
彭光毫不犹豫地把所有责任推给永永，声称自己只是“帮女朋友教训一下专制的父亲”。
在看守所里，永永见到了姑姑吴永芳。
“为什么？”永芳问，眼睛红肿，“他做错了什么，值得你这样对他？”
永永沉默许久，终于开口：“他没错，错的是我。”
“太迟了，永永，他听不到了。”
这句话像最后一根稻草，压垮了永永，她开始呕吐，无法进食，只能靠营养液维持生命。
心理医生诊断她患有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和抑郁症。
案件开庭审理前，永永被安排接受心理评估。
在会见室里，她意外地遇到了父亲的老同事、图书馆管理员秦雪梅。
“你父亲和我共事十五年，”秦雪梅说，声音平静得可怕，“他每天最开心的事就是下班后去接你放学。你小时候画的每一张画，他都珍藏着。你初中作文比赛获奖，他偷偷复印了上百份送给每一位同事。”
永永低着头，指甲深深掐进掌心。
“他生前最后一天，还在计划你的未来。他告诉我，等你情绪稳定些，想送你去看专业心理咨询师。他说，你攻击他，是因为你觉得他是最安全的人，永远不会离开你。”
永永的肩膀开始颤抖。
“他最大的错误，就是爱你胜过爱自己。”秦雪梅站起身，准备离开，“而你最大的错误，就是把这种爱当作武器。”
秦雪梅走到门口，停下脚步：“有件事你应该知道。你父亲早就查出心脏病，医生建议他住院手术，他拒绝了，说不能在这个关键时期离开你。他口袋里的药，在你们打他那天，散了一地。”
永永终于抬起头，眼泪无声滑落。
法庭上，检察官宣读起诉书。当读到“被告人吴永永教唆他人故意伤害致人死亡”时，永永突然开口：
“不是教唆。”
法庭安静下来。
“是我亲手杀了他。”永永说，声音清晰而平静，“彭光动手时，我就在旁边看着。我爸看着我，用口型说了三个字。我一直不明白那是什么，现在我知道了。”
“他说了什么？”法官问。
“没关系。”永永的眼泪滴落在被告席的栏杆上，“他在最后一刻，还在原谅我。”
旁听席上响起压抑的抽泣声。
永永转向检察官：“我认罪。”
判决那天，永永穿着囚服，手腕戴着镣铐。
她被判处十年有期徒刑。
走出法庭时，她望向旁听席，姑姑吴永芳站在那里，眼中没有恨，只有无尽的悲哀。
“我能为我爸做点什么吗？”永永问狱警。
“好好改造，”狱警回答，“活着，记住他。”
在监狱图书馆，永永找到一本父亲修补过的书，扉页上有父亲手写的修复日期和名字。
她抚摸那些熟悉的笔迹，仿佛触摸到父亲温厚的手掌。
她开始学习图书修复技术，像父亲那样，用细密的针脚缝合破损的书页，用特制的胶水粘合开裂的书脊。
每修复一本书，她就在最后一页轻轻画一个小小的心形——这是父亲当年在她每一本课本上留下的秘密记号。
刑期第五年，永永因表现良好获得减刑。
她在狱中完成了高中课程，开始学习心理学。
她帮助其他年轻囚犯面对心理问题，特别是那些与家庭关系有关的困扰。
“原谅自己比寻求原谅更难，”她常对她们说，“但我们必须尝试，因为那是爱我们的人所希望的。”
出狱后，永永成为一名图书修复员，在父亲工作过的图书馆里，继续着他未完成的事业。
每天下班后，她会去墓园，在父亲墓前放上一小块红枣糕——她学会做的唯一甜点。
春风秋雨，年复一年，那个曾经冲动叛逆的少女消失在时光里，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沉默专注的修复师，用双手弥补无法挽回的过去。
可是无论她修复多少本书，修补多少关系，那个最想得到她道歉的人，却再也无法亲口对她说“没关系”。
暮色中的墓园格外安静，永永抚摸着冰冷的墓碑，仿佛在触摸一个永不可愈合的伤口。
“爸，”她轻声说“我回家了。”
声音随风消散。